洛阳市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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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省政府令第156号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保障职责
　　第三章　保障范围
　　第四章　保障金的申请和核发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已经2001年9月11日日省人民政府第6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张中伟
2001年10月12日

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适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本实施办法。
　　本实施办法所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的城市居民，主要以货币补助形式，保障其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行政行为。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保障工作应便民和及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在就业、就医、入学、居住、交通等方面，制定相关的优惠措施。
　　在改善城市贫困居民生活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
第二章　保障职责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政府分级负责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应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目标责任管理。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划拨民政部门后，实行专户管理。省、市(州)人民政府每年还应专项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用于对本行政区域内财政困难和保障任务重的地区的补助。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主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部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力量应予充实和加强。
　　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应依法协助民政部门及其所属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机构开展保障工作。
　　 第八条　财政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划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安排必要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统计、物价部门应提供当地生活必需品的种类、物价水平等方面的资料；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部门应提供本部门掌握的城市居民就业及收入情况。
　　 第九条　设区的市的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根据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等费用，制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执行；县(县级市)的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根据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等费用，制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区的市、县(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保障范围
　　 第十条　凡持有本省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申请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确定，并应依法履行相互间的扶养、抚养、赡养义务。
　　 第十一条　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指家庭所有成员下列各项收入的总和：
　　(一)工资、津贴、补贴等劳动收入；
　　(二)基本生活费、遗属生活费、困难生活补助费等各类补助、补偿费；
　　(三)退休金、养老金、救济金、退职金、辞职金；
　　(四)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参加储蓄式养老保险后领取的生活补助费，以及退出储蓄式保险后获得的收入；
　　(五)各类博彩、财产继承、受赠及存款本息、红利、有价证券，房屋出租、交易等收入；
　　(六)其他实际所得。
　　 第十二条　下列情况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及保健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二)因公(工)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及死亡职工亲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
　　(三)见义勇为奖励金。
　　 第十三条　家庭中凡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人员所从事劳动的收入，按实际收入计算。如实际收入难以核定的，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有劳动能力，经有关机构介绍两次就业而拒不就业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社区公益性服务劳动的，暂缓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四条　核定家庭收入时，家庭中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应扣减学生学杂费。
第四章　保障金的申请和核发
　　 第十五条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按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出具有效的家庭成员收入及赡养、扶养或抚养义务人收入证明。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不在同一地方的，在共同居住地提出申请，并提供其他成员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为本单位困难职工出具真实、准确的收入证明。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协助做好申请受理工作。
　　 第十六条　申请人持本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所列材料，如实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采取张榜公布的形式，征求群众意见，核实后上报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
　　 第十七条　街道办事处或镇(乡)人民政府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后，及时将有关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并张榜公布初审结果。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应掌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收入变化情况。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有义务及时报告收入变化情况。
　　 第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保障工作机构应对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初审上报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情况进行全面审查，自居民递交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决定不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对决定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由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张榜公布。
　　 第十九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保障工作机构或者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按月发放。发放保障金，应按规定在保障金领取证上填写有关内容，完备发放手续。
　　 第二十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应按时领取保障金。无正当理由超过40个工作日未领取保障金的，视为自动放弃，此后要求再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重新申请。
　　 第二十一条　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城市贫困居民，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如其原来享受生活救济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仍执行原标准；其他保障对象按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
　　 第二十二条　确定、审核、发放保障金，实行政务公开和动态管理，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保障资金等情况应向社会公开。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情况，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及上级民政部门对下级民政部门应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和通报情况。
　　 第二十四条　保障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保障资金，确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按时足额支付到位。
　　 第二十五条　财政、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中，应接受群众监督。任何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都有权举报，有关机关应认真核查。对情况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负有保障职责的行政机关和有关单位不履行规定职责，影响依法开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对该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上级主管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调离保障工作岗位直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对象，拒不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对象，故意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
　　(二)擅自改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范围和标准的；
　　(三)故意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保障工作人员有犯罪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违反规定领取的保障金，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已达到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意不按规定告知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拒绝出具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城市居民对主管机关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决定不服，或对根据本实施办法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单位筹集的城市扶贫、救助款项，统一由民政部门组织发放。慈善机构、服务于贫困家庭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用于扶助城市贫困居民的支出，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向慈善机构救济性捐赠，可依法实行税基扣除。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多元化伦理视野中的环境法

屈振辉


【摘 要】伦理性无疑是现代环境法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但以往对环境法伦理性的研究多限于在环境伦理领域内。本文在分析以往环境法研究以环境伦理为单一视野而导致的某些不足，从而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将环境法置于更为宽广的伦理视野之中，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解读环境法，经过逐一分析最后初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法的伦理体系，以期能为环境法理论的成熟与发展提供某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伦理性 环境法 多元化 伦理视野 启示

法学界普遍认为部门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它们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但若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其实是源自它们之间有着彼此不同的价值本位。环境法不同于传统私法、公法以及近代兴起的社会法，是以生态环境为价值本位的新兴法律部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环境法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起点之一，环境法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法论著也特别丰富。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⑴。由于环境法涉及的方面众多，决定了研究环境法的伦理视角本应是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况且环境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无法为环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某些环境伦理难以回答的环境法问题需要由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因此对环境法进行多元化的伦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笔者在此试图选取几个与环境法关系较为密切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展开论述，希望能为丰富和发展环境法的理论贡献一点绵力。
一、环境伦理⑵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⑶。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在环境法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环境伦理是环境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态或消灭”⑷。环境法的产生以环境伦理的出现为其哲学背景。环境伦理源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深度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对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生物的道德责任。诚然，现实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的内在原因，但环境伦理的出现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从而解决了环境法产生中从可能到现实的关键问题，因而成为环境法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的独立提供了依据。环境法之所以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环境伦理功不可没。环境法以生态环境为特有价值本位，因此环境法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特有理念、原则和制度，它们在产生和发展中无法或难以在其它部门法或其它学科中获取太多养分。它们只能被还原到环境伦理这一哲学层次，并在其中寻找理论渊源。只有在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下，环境法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的巢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再次，环境伦理是环境法变革的原动力。“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⑸，而这个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学基础——环境伦理推动的。环境法的法域变迁历经了从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转型，并最终定格在生态法之上⑹，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就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与和谐共处为己任的环境伦理。不仅如此，环境伦理的影响透过环境法还波及到其它部门法和法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和“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⑺。
尽管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贡献不可取代，但毕竟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环境法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能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的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伦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况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环境伦理也无法全面支撑起环境法理论，环境伦理在某些环境法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突破范式的束缚，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全面审视环境法，也只有如此环境法才能实现发展上的超越，而这也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二、法律伦理
环境法中虽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但终归还是一门法律部门。尽管其在幼稚期难免要靠吸收环境伦理的理论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环境伦理”到“环境法理”的飞跃，从而最终回归到法律科学的序列当中。如果说环境伦理的法律化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就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而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研究法的伦理蕴含和法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并对社会发展所引法的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准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⑻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以法律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其重要意义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伦理虽在本质上侧重于伦理，但其所研究的毕竟是环境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问题，而非环境伦理现象中的伦理问题，因而避免了环境伦理在逻辑上“就伦理论伦理”的循环论证模式，将对环境伦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是环境法摆脱环境伦理束缚、实现自我回归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弥补了环境伦理的某些理论不足，解答了环境伦理的某些难解之题，从而为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使环境法理论摆脱了环境伦理的抽象性和说教性，而更能为人们所实际接受。再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可以为环境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特有的价值评断依据，对现行环境法中的不足进行法律伦理上的批判，从而避免了以往环境伦理既为立法基础又为评价标准的种种尴尬。最后，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使环境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价值得以同一，使保护环境既成为道德义务又成为法律要求，从而解决了环境法的实现性问题。由此可见，应当对环境法中的法律伦理予以足够重视、加以充分研究，但这并不表明法律伦理能解决环境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将环境法置于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进行研究。
三、经济伦理
任何法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环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沿袭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费用过高、经济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缓慢、障碍公平竞争和助长不正之风等多种弊端⑼，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而提出了进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并为之立法的初步构想⑽。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也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决，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⑾。”以经济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得到的新启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即讲究环境道德并遵守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为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弥补了环境伦理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实际和虚幻。其次，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即尽管经济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必须遵守经济道德和环境道德，或至少是作为经济道德或环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经济法律或环境法律。再次，“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原理（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两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尺度或标准”⑿，因此在环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中讲求效率与公平也成为了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环境法的发达必须根植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土壤之中，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质上就是理性经济，即讲求伦理的经济。综上所述，环境法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尽管这种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始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伦理同样也不能解决环境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继续探询。
四、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可以说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而此处所称的生命则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作过精辟的论述：“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伦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⒀，只是当代学术界普遍将生命伦理等同于生命科学中的伦理，从而将生命伦理的内涵局限在医学或生命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生命伦理的原意展开的。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人类之所以关心生存环境，究其根本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另类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看法其实就是生命伦理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将对环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伦理层次，是环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价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物质，而物质的供给无一不来源于环境，因此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价值。这在无形中就提升了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层次，突显了环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类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种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在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解人类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这就为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伦理依据。再次，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将自然视为人有机身体的无机延伸⒂，强调要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环境，从而避免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最后，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价值，环境法确认了维护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众多部门法中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伦理本身比较抽象且容易给人以某种“玄学”的错觉，因此生命伦理只能是环境法研究的基点，而对环境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
五、科技伦理
“由于环境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环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这些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使环境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⒃。科学技术性是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与环境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人类环境问题还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环境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一定认识的基础上的，它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学规律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将有利于环境法律规定的执行、违法行为的认定和争议纠纷的解决⒄。科学技术在环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对环境法进行伦理研究时必须思考其中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环境法领域，并对传统环境法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环境立法时，必须对那些需要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为法律的生态科学规律和环境保护技术进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虑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现实性。其次，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现实伦理问题，对此环境法必须进行两难选择。再次，环境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不仅要对现有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还要对未来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某些未来可能具有环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现今使用，这将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科技在发展中可能呈现出造福于人或危害人类的两极状态，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和规范好科技发展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虽然作用巨大但毕竟不是万能，因此环境法的伦理视野也不能仅局限于科技伦理范畴，而应拓展到伦理学的其它领域。
六、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政治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国际环境法之中。在环境法还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国际环境法是从属于国际公法体系之下并以其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是以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国际法学说、“公允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公法性规范。“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在因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的，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⒅。有关环境事务的国家间交往、协调，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政治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环境法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对象为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现象，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⒆。国际政治伦理的某些内容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环境法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都应当并有权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合作行动。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为以上两原则的可行进行了最好的注解，即人类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环境利益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国际环境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国际环境法的体系。其次，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原则，要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都负有共同责任，但相对于发展中而言，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或更主要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生产方式上的畸形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它们占有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丰富的财力资源，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或主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而且由于国际上并没有能真正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司法组织，所以认为其是一种道德责任可能比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加切合实际。最后，国际环境领域始终贯穿着霸权与道德的斗争，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处于强权地位的部分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企图在环境问题上控制其它国家，这势必会遭到倡导国家主权与地位平等的国际道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国际环境法就是这种霸权与道德斗争的产物。显然，在国际政治伦理视野中仅能对国际环境法进行研究，而对环境法（特别是国内环境法）的研究应当有更宽的伦理视角。
七、行政伦理
在环境法领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伦理，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前仍然主要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伦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权力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道德问题，它存在于包括了环境管理在内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之中。我国环境现状出现“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的局面，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普遍存在着管理部门职权范围不清、机构法律地位不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争利的恶性局面。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环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体制缺陷；要摆脱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完善环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与环境行政管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环境法研究中应当重视行政伦理问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环境法是环境管理机构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执法依据，但完善的环境法律还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与加强管理者个人的职业道德、管理机构的行政伦理建设并重。其次，在环境管理机构中强化行政伦理，有利于改进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法的作用。最后，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中重视行政伦理、强调职业道德，与完善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职责的法律规定一起，同为防止和限制环境行政权力滥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机制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环境法的伦理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下去。
通过将环境法分别置于不同的伦理视野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逐个分析，笔者初步勾画出一个以生命伦理为思维原点、环境伦理为理论架构、法律伦理为基本特征、经济伦理为实际基础、科技伦理为前瞻导向、行政伦理为实施保障、国际政治伦理为重要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伦理体系。当然笔者的论述不可能穷尽伦理学的所有领域，一些对环境法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领域，如个体的环境道德心理、传统的宗教伦理、中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笔者由于学识有限和篇幅限制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仅仅是在不同伦理领域对环境法进行了简单概述，还未深入到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以及整个体系当中。所有这些不足都将成为笔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⑴ 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⑵ 涉及环境伦理问题的环境法论著十分丰富，笔者本不想过多论述；但由于环境伦理在环境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持本文的整体性笔者还是对之略论一二。
⑶ 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⑷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⑸ 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⑹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8页。
⑺ 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⑻ 李建华、曹刚等著：《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⑼ 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8页。
⑽ 相关论著可参见郑少华：《市场导向：中国环境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3期合刊；张璐：《“经营之法”的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环境资源法的理论拓展》，载于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5页；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⑾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⑿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⒀ 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⒁ 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⒂ 参见李爱年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⒃ 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⒄ 参见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⒅ 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⒆ 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⒇ 参见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0页。
原载网址: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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