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关于印发《外商投资统计制度》（2011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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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公路养路费征收实施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30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根据《贵州省公路养路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路养路费（以下简称养路费）是按照国家规定向拥有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辆（以下统称车辆）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车主）依法征收的专项事业费。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拥有车辆（含外国籍和港、澳、台地区的车辆）以及调驻我省3个月以上的车辆，都必须在我省缴纳养路费。
第四条 养路费实行“以路养路，专款专用”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平调、挪用、截留养路费。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养路费征收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养路费征收稽查机关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各级养路费征收稽查机关（以下简称征稽机关）具体负责养路费的征收稽查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和执行有关养路费征收稽查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依法向车主征收养路费；
（三）对拖欠、漏缴养路费的车辆以及到偷漏养路费严重的路段进行稽查，催缴欠费；
（四）对新增、转籍、过户、改装、报废、调驻车辆养路费的缴纳情况进行稽查；
（五）对车辆养路费的缴纳情况实施年度稽核；
（六）负责养路费征稽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七条 各级征稽机关必须加强征费稽查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做到应征不漏。除征稽机关外，任何单位不得征收汽车、摩托车的公路养路费（包括超载吨位的养路费）。
在有条件的地区，征稽机关可与公安车辆管理部门联合办公。
第八条 征稽人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征费，文明服务，维护国家和车主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征稽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按规定着统一制式服装，佩戴“中国公路征费”胸章，持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发的稽查证。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车主有权拒绝稽查。
交通征费稽查车应统一安装标有“交通征稽”字样的红蓝两色标志灯。

第三章 养路费的征收范围
第十条 对下列车辆应征养路费：
（一）凡领有牌证（包括临时牌证、试车牌证）或行驶公路（含城镇道路）的各种客货汽车、特种车（含行驶公路的工程机械车）、牵引车、简易汽车、农用运输车、挂车、拖带的平板车、客三轮车、货三轮车、摩托车（包括二轮、侧三轮）；
（二）军队、公安、武警系统内企业的车辆；
（三）军队、公安、武警系统参加地方营业性运输，承包民用工程及包租给地方单位和个人的车辆；
（四）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车辆；
（五）驻华国际组织和外国办事机构的车辆；
（六）外国个人在华使用的车辆；
（七）办有牌证的矿山、工地内的施工车辆；
（八）未办牌证临时行驶公路的车辆；
（九）国际组织或个人赠送的各种车辆。
第十一条 对下列车辆暂定免征养路费：
（一）以下单位按国家正式定编标准配备，并由财政全额拨款购置的5人座（含5人座）以下的小客车、两轮和侧三轮摩托车：
1、正县级（含正县级）以上党政机关；
2、经国家批准成立，并经省编委核定人员编制的正县级（含正县级）以上的人民团体；
3、学校自用（不含校办工厂和企事业单位自办的各类学校）。
（二）由国家预算内国防费开支的军事装备车辆。
（三）外国使（领）馆自用的5人座（含5人座）以下的车辆。
（四）只在城建部门修建和养护的市区道路固定线路上行驶的底盘标记吨位为4吨或25座以上（含25座）的公共汽车（不包括任何出租性质的轿车、中巴车和其它车辆等）。
（五）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购置，设有固定装置的城市环卫部门的清洁车、城市路灯高空作业车、洒水车、行道树喷药车及医疗卫生部门的专用救护车、防疫车，环境保护部门的环境监测车。
（六）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民政部门的荣军疗养院、儿童福利院、敬老院、残疾人康复院、收容遣送站自用的1辆生活用车和殡仪馆的殡葬车。
（七）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购置、县级以上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设有固定装置的囚车（车上装有警灯、警报装置、车身有明显的公、检、法标志，有固定铁护栏的囚室、地板上有固定戒具的铁环等）、警车（限5人座以下的轿车和越野车、微型面包车）、二轮及侧三轮
摩托车。
（八）消防部门和大型企业设有固定装置的消防车，县级防汛部门的1辆防汛指挥车（限越野吉普车型、安装通信电台的可使用旅行车型），铁路、交通、邮电部门的战备专用微波车和通信车。
（九）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承担交通管理任务的车辆。
（十）公路和城市道路养护管理部门的养路专用车辆（不含新建公路和新建、改造城市道路施工任务的车辆及其它车辆）。
前款各项所列车辆如改变使用性质、超出使用范围、变更使用单位以及参加营业性运输或未办免缴证的，均应缴纳全额养路费。
第十二条 对下列车辆暂定减征养路费，但改变减征条件，超出减征范围的，应缴纳全额养路费：
（一）按国家正式定编标准，并由财政全额拨款购置的正县级（含正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自用的5人座（不含5人座）以上的客、货车减半征收；
（二）按国家正式定编标准配备，并由财政全额拨款购置的学校（不含校办工厂和企事业单位自办的各类学校）自用的1辆生活车以及大中专院校的2辆交通车减半征收；
（三）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正县级（含正县级）以上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专用于计划生育的20座或2吨（含20座或2吨）以下的1辆专用车减半征收；
（四）凡有自建、自养专用公路单位的车辆，其单线里程20公里至30公里（指最长的一条出口线，不含生产作业使用道路，下同）的，按全费减征30％；单线里程30公里（不含30公里）以上的，按全费减征50％；
（五）城建部门所属的城市公共汽车，跨行公路部门养护的公路10公里（含10公里）以内按养路费全额的1／3计征，跨行公路10公里至20公里的按全额的1／2计征，跨行公路20公里（不含20公里）以上的按全额计征。
第十三条 凡挂靠本办法第十一条所列单位的车辆应缴纳全额养路费。
第十四条 暂定减征和免征养路费的车辆，由车主按规定向车籍地征稽机关申请办理手续。
每年1月5日前办理上半年免（减）缴证手续，7月5日前办理下半年免（减）缴证手续。可适当收取审验费（含工本费）。凡超过规定期限未办理免（减）缴手续的，均按全费车辆计征。
第十五条 新车申请办理免、减征手续，应到当地征稽机关领取减免车申请表，并附以下资料：
（一）单位报告；
（二）车辆正、侧两张照片（有固定装置的要照下固定装置）；
（三）车辆分配通知单；
（四）控购手续；
（五）财政部门意见及拨款凭证；
（六）人民团体要有省编委关于级别和人员的定编文件。

第四章 养路费的征收标准及依据
第十六条 养路费的征收标准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交通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关于调整公路养路费和高等级公路通行费征收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府办发【1994】39号文）的标准执行。如需调整，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省物价、财政部门核定，报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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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养路费按以下规定计征：
（一）各种按吨位（包括折合吨位）计征养路费的车辆，不足半吨的按半吨计征，超过半吨不足1吨的按1吨计征；
（二）国产客车按同类型货车底盘标记的载重吨位计征，无载重吨位的，按最高载客人数每10人折合1吨计征；进口客车按最高载客人数每7人折合1吨计征，1人以上4人以下按半吨计征，5人以上7人以下按1吨计征；
（三）驾驶室设有两排或多排座位的货车，按货车征费标准计征养路费，除与驾驶员并排的座位外，其余的座位折合吨位与核定载重吨位合并计征；微型客、货车辆均按1吨计征；
（四）不能载客、载货的特种车辆按其自重（包括固定装置重量，即实有吨位），每月每吨按全费的50％计征；
（五）汽车拖带的拖斗，根据核定载重吨位，每月每吨按全费的70％计征；大型平板车辆，核定载重20吨（含20吨）以下的按全费计征，超过20吨以上部分按全费的50％计征；
（六）农用运输车按国家计委、交通部发布的有关农用运输车养路费征收标准的规定，并结合我省实际计征养路费。
第十八条 外国籍和港、澳、台地区的车辆，按我省费额标准征收养路费。
第十九条 养路费征收时间：
（一）车主必须在每月5日前，一次缴清当月养路费（如遇节假日顺延），也可预缴其它各月或全年的养路费；
（二）摩托车全年一次缴清养路费的，不得超过当年1月5日；超过规定时间，须按月缴费。
第二十条 在结算本月养路费过程中，若有多收或少收的情况，在次月征费时，抵缴或补征。
各地征稽机关在当月15日和次月5日前将已收到的养路费全部解缴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严禁坐支、截留或挪用。
第二十一条 各级征稽机关征收养路费必须使用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并有省财政部门监章的票证。

第五章 养路费的包干缴纳制度
第二十二条 缴纳养路费实行按车按自然年度包干缴纳的制度。征稽机关根据车辆使用年限，在每年12月份前与车主签订次年包缴合同，具体包缴办法如下：
（一）新购客、货车辆，在一个自然年内按全费缴纳养路费；新车每月上旬入户征收全月养路费，中旬入户征收中、下旬养路费，下旬入户征收下旬养路费；
（二）车辆使用1年以上至3年以内（含3年），客、货车辆每月每吨缴纳养路费不低于全费的90％；
（三）车辆使用3年以上至8年以内（含8年），客车每月每吨缴纳养路费不低于全费的85％，货车每月每吨缴纳养路费不低于全费的80％；
（四）使用8年以上的车辆，客车每月每吨缴纳养路费不低于全费的83.3％，货车每月每吨缴纳养路费不低于全费的75％。
第二十三条 凡已按政策规定减征养路费的车辆和5座以下（含5座）的出租车，不再实行包干缴费。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特殊情况，车主应在1个月内出具有关证明，经省级征稽机关核准后，才能办理报停手续。报停期间，停征养路费；报停期满，仍按规定缴纳养路费。
（一）车辆因自然灾害或交通事故造成严重损坏，在2个月以内无法恢复行驶；
（二）因自然灾害造成道路严重破坏，使车辆被困，在2个月以内无法营运；
（三）车辆被盗、被抢，在破案期间或破案后车辆严重损坏，在2个月以内无法恢复行驶。
第二十五条 车辆异动（转出、转入、报废），须按规定程序办理手续。未办理有关手续的，仍按原包缴合同计征养路费。
车辆在本省内转籍，当月养路费在转出地缴纳，办理手续后，仍按原包缴合同缴纳养路费。全年一次缴清养路费的摩托车在省内转籍，转入地不再征费。
我省车辆跨省区转籍，转出时均按全费补足养路费至转出月，方可办理转出手续；外省车辆转入时，当年不实行包干缴费，应按全费计征养路费。

第六章 车籍的划分及管理
第二十六条 车籍的划分和管理范围：
（一）应征、暂定减征和免征养路费的车辆，车籍划分以各级征稽机关所属的行政辖区范围为限；
（二）外省车辆行驶我省公路，养路费缴讫证超过有效期3日以上的，视为无养路费缴讫证跨行，按我省的费额标准处以相当于该车1个月应缴养路费的滞纳金；
（三）调驻我省3个自然月以上的车辆，从第3个自然月起，由调驻地的征稽机关查验原车籍所在地的养路费缴讫证后，按我省标准征收养路费；
（四）转籍或过户车辆，应持车属单位证明到车籍所在地征稽机关办理缴费手续并缴纳当月养路费后，凭征稽机关出具的“车辆缴纳养路费转移通知单”办理停征和入户手续；对未办理过户或转籍手续的车辆，由转入地的征稽机关按漏费车处理，并责令限期补办过户或转籍手续；
（五）改装车或报废车，应在办理改装或报废当月内持有关证明到当地征稽机关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从次月起，按改装吨位计征或停征养路费；对未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的，按漏缴养路费处理。
第二十七条 每年第一季度，征稽机关对上年全征、减征、免征养路费的车辆进行一次年度稽核。车主必须按时到车籍所在地的征稽机关办理年度稽核手续，合格后征稽机关向车主开具年度稽核合格证。
第二十八条 上路行驶的车辆，驾驶员必须携带有效的养路费缴讫证。如缴讫证遗失，经征稽机关核准后可办理遗失损毁查验证。
第二十九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向养路费征稽机关提供车辆统计资料，并在路查和办理车辆年检、入户、转籍、过户、改装、报废等手续时，积极协助征稽机关做好养路费的征收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对不按规定时限缴纳养路费的，除责令其补缴全额养路费外，按逾期自然天数，每逾1日处以月应缴费额1％的滞纳金（滞纳金纳入养路费收入），还可按欠费时间并处应缴养路费10％－100％的罚款。其中拖欠养路费2个月以下的可处应缴养路费10％－30％的罚款；拖欠养路?
鲈乱陨系目纱τ裳贩?0％－50％的罚款；拖欠养路费6个月以上的可处应缴养路费100％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征稽机关可责令车主就地补缴养路费；不能就地补缴养路费的，可采取暂扣驾驶证和行驶证的行政手段，限期缴纳：
（一）在稽查中，不能出示有效的养路费讫证；
（二）倒换牌、证，涂改、伪造养路费票证的；
（三）暂定减征、免征养路费的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参加营业性运输的。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征稽机关可责令车主就地补缴养路费；不能就地补缴养路费的，可采取暂扣车辆的行政手段，限期缴纳：
（一）无牌、无证行驶公路的；
（二）拒缴、抗缴养路费的；
（三）私自买卖车辆未过户、漏缴养路费的；
（四）偷漏养路费达3个月以上的。
第三十三条 违法车主自车辆或证件被扣之日起，应在7日内到征稽机关接受处理。在此期间，因非自然原因造成车辆损失的，由征稽机关负责赔偿。逾期未到征稽机关接受处理造成损失的，由违法车主自行承担。
第三十四条 暂扣车辆满3个月以上，车主仍不到征稽机关接受处理的，征稽机关可以将暂扣的车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所得收入冲抵车主应缴的养路费、滞纳金、罚款及拍卖费用，余额退还车主。
第三十五条 车主以暴力抗缴养路费，妨碍征稽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贵州省公路养路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以各种名义擅自征收养路费（含超载费）的，属乱收费行为，由征稽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七条 车主对征稽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车主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征稽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对平调、挪用、截留养路费的，视情节轻重，由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征稽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关于〈贵州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的批复》【黔府通（1992）26号】同时废止。



1997年3月20日
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