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补充计算机２０００年问题信息披露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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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补充计算机２０００年问题信息披露的通知
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补充计算机2000年问题信息披露的通知
证监会
各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为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关于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信息，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00年6月30日期间，拟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包括拟发Ａ股、Ｂ股、Ｈ股公司）应在招股说明书中“其它重要事项”一节就以下问题做出说明：
一、公司是否存在计算机2000年问题；
二、2000年问题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引起哪些风险；
三、公司在防范计算机2000年问题风险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具体包括：
1．是否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
2．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实际进度；
3．是否制定了应急计划、设立了应急指挥中心和进行应急演习；
4．新购置的设备是否有已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承诺书或相关合同条款。
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司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199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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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物品与证据种类的划分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物品；载体；证据种类
摘 要：物品因与案件事实联系的角度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对案件事实起着证明作用，从而以其为载体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也就都有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行政行为，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都必然要触动、影响或者改变客观外界，在客观外界留下“印记”。这些‘印记’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一是“印刻”在物品之上。
物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如果某物品与案件事实不存在任何联系，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那么它就不是该案的证据。也就是说，物品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才有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物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特征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所以以物品为载体的证据种类也是多样化的，如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等。然而，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有些人不能正确理解物品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的特有意义，从而导致对物证的概念争论不休，对物证与书证的划分标准也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主张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于最近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草案初稿，在分则的证据种类中只规定了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5种，而没有规定物证和勘验笔录。
有观点认为，物证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或其它待证事实的实物和痕迹。[1]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物证是指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2]这种关于物证的定义虽然指出了物证的表现形式，即物品、实物或者痕迹，但其外延过宽，实际上是指以物品作为待证事实的表现形式的证据，即实物证据。根据这种定义，凡是以物品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材料均属于物证的范畴，不但包括通常所说的物证，而且包括书证。其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着某种联系的物品可以产生多种证据种类，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能够作为物证使用。物证作为一个独立种类的诉讼证据，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同其它种类的证据存在着区别。物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物品的存在、外部特征或物质属性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例如，指纹、足迹、工具、痕迹等，是以它们存在于犯罪现场而对案件事实发挥证明作用；对匿名信书写人的认定，是通过匿名信的字迹特征来进行的；对毒品、毒物等是以它们的物质属性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书证是以其中所记载或蕴涵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如果同案件事实存在联系的某物品是以其上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则该物品为书证。物品对书证来说，只是一种必要的载体。与此相反，物证没有思想内容，物品本身就是证据。倘若某物品一方面以其外部特征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另一方面以其所记载的内容对案件事实也起证明作用，那么，这一物品既是物证又是书证。例如，对一份匿名的敲诈勒索信，当它以其上的字迹特征来证明谁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它是物证；当它以其文字内容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了敲诈勒索罪的时候，它是书证。书证的本质特征在于以载体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这也是书证区别于物证的根本所在。“书证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其证明作用的来源，而表现其证明作用的外在形式、证明方法等只是书证的外部特征。”[3]一般来说，书证都具有书面形式，大都书写在纸张上，但也不完全如此。除纸张以外，其它物品表面的文字、符号、图形等若表达了一定的意思，且该意思表示能证明某些案件事实，那么这些物品也属于书证。如路边竖立的禁止车辆左拐弯的交通标志；地面上用石头、树枝等摆成的求教信号；在地面、墙壁上刻划的诽谤文字；打上 序号的发动机部件等，由于它们也是用其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也属于书证。虽具有书面形式，但却以其存在、所处位置、外部特征等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则属于物证而不是书证。只有当书面材料包含有与案件有关的，该信息内容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书证。如果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不表达任何思想或意思，就不能作为书证，譬如一个人乱写乱涂的材料，或一个人只为练字而模仿字帖所写的文字材料，都不可作为书证。另外，这里的记载，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应从其书面的整体内容来分析。有时犯罪分子把应表达的意思在字面上不写出来，表达的反倒是那些未写出来的字意。因此，“简单地把书证的外在表现形式限定为书面文字记载的材料是错误的，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以纸张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书面材料等同于书证也是不正确的。书证与物证的划分标准是证据起证明作用的方式，而不是证据的形式。”[4]
有人认为，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只是记录勘验检查和鉴定物证活动的文字材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所反映的还是物证的证据力。 [5] 从鉴定结论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上出现的某些专门性技术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判断，因此把鉴定结论与书证、物证等又同时作为同一序列的证据种类是不妥当的。[6]笔者认为，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是记录鉴定和勘验检查物品活动的文字资料，而不是记录鉴定和勘验检查物证活动的文字资料。也就是说，鉴定和勘验检查的对象是物品而不是物证。鉴定结论是通过鉴定人对有关物品的属性进行检测、分析、鉴别后得出的判断性意见作为表现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而不仅仅是对作为鉴定对象的物品的客观描述。尽管鉴定结论的对象与物证的载体可能为同一物品，但其内容与作用完全不同。因此，鉴定结论是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物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物证的表现形式。将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归属于物证范畴，也是将物品与物证混为一谈的结果。其实，能成为物证的只是物品的外形及位置变化等外部特征，如物品的数量、体积、颜色、状态等，而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物品还有其它方面的特征，如同其它物品的联系等，必须依赖和借助人的因素才能使其发挥证据效力。某些物品、文件或痕迹，只有依靠鉴定结论才能确认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在于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符合事实和科学的结论。鉴定人绝对不能对鉴定对象只作客观描述，不进行分析判断形成结论。另外，物证对案件事实的反映只是一种静态的反映，它所能直接证明的只能是案件事实的某些片段或某一个方面的情况，而鉴定结论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手段之上的一种判断，尽管鉴定的对象是某种物品，但鉴定人是运用科技手段，对静态的物品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后得出的，也就是说，案件事实在此是一种动态的反映，是一种积极的反映。正是因为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方式不同，鉴定结论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既符合证据的客观实际情况，又有充分的科学道理，对证据法来讲是大有裨益的。
勘验检查笔录是司法人员行使职权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直接观察、检查所作的如实记录，它的证据价值来源于如实记录的内容所显示的证据间的综合关系。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在于通过对有关物品、场所进行观察、检查后所作的如实记录，证明许多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勘验检查笔录并不是物证本身，也不能代替物证。特别是刑事诉讼中的勘验检查笔录，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单个的物证，而往往可以对现场存在的痕迹、物品、书面材料、尸体等一系列证据材料作出综合的反映，证据材料之间存在或形成的具体环境、条件及相互关系等，都可以用文字、绘图、摄影摄像、模型等形式加以固定并反映出来，因而具有综合证明作用，体现了一种具有综合证明力的证据形式和来源。所以，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决定了其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
参考文献：
[1] 刘金友.证据理论与实务[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72
[2] 樊崇义.证据学[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56
[3] [4] 江伟.证据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27
[5] 裴苍龄.证据法学新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56
[6] 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4
（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
赵志琴
内容摘要：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参加者，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为其进行法律规避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向传统法律规避问题提出挑战，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给来新的特点。目前，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的规定表现在其他具体制度中。各国及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规制仍需逐步完善。
关键词：跨国公司 法律规避 关联性
一、跨国公司及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
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参加者。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中的定义，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因而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的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可以同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是由分布在各国的诸多实体组成的企业，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特别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母公司或公司内的某些实体，能对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其内部各实体间在法律上往往是相互独立的实体，而在经济上又是在母公司控制下所形成的一个整体。
跨国公司这种独特的关联性，导致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关系中，具很大灵活性和主动性。它对国家的主权和法律的挑战，也引起了各有关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关注。跨国公司将法律灵活地运用于公司运作，“结果，仅仅因为跨国公司考虑到成本，而使任何规则都变成了市场压力的牺牲品。……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它们的扩张，它们就威胁要离开。它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动力、最宽的法律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再也没有必要用国籍来确认它们，也无须为限制它们的行为而投入感情，它们已无法无天。” 如：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等手段规避国内税法，即在同等条件下，跨国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易的定价与它们针对外部实体的定价不相同。跨国公司利用母公司对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的控制或关联来协调内部利益分配，从而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跨国公司还可借助空壳子公司或虚设实体来巧妙安排各种收入和费用。跨国公司还可针对内部成员享有的各种税收优惠，有意识地预先安排内部各成员交易的收入，使内部收入尽力集中到享受免税、减税或抵税的成员公司身上去。跨国公司内部成员可通过虚构交易，规避税负 。跨国公司一系列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已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其对传统法律规避问题也提出了挑战。
二、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带来新特点
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行为 。传统国际私法对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关注的是当事人人为地制造或改变诸如国籍、住所、行为地等连结点来达到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的效果，但未曾考虑到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实的法律纠纷往往产生于利益相互对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这种利益对抗关系，注定了他们在法律选择上很难有效合作；相反，如果一方当事人为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到适用，而通过故意制造连结因素来达到该目的，则很容易导致相关主体诉诸司法途径来制止这种作法。然而，具有同向利益的法律关系主体如跨国公司内部的各关联的实体，这些主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可能通过法律选择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使它们的内部共同利益最大化。而使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带来以下新的特点：
其一，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机制，为其规避法律创造便利，增大了法律规避发生的频率。因为跨国公司在构筑其内部的关联机制时，就已经考虑到国际关联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的核心公司，充分利用其统一决策的能力及对各种受控制公司的控制关系，可以自如地使两个内部成员之间从事法律规避行为。尽管这种规避行为有时会对其中一方产生不利，甚至以牺牲其重大利益为代价，但是由于成员公司所处的受控制地位，它不得不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目标。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和“熟悉”，尤其是整体利益目标和统一决策的制约，使得跨国公司内部的法律规避远比普通的利益对立的民商事主体之间更为频繁。
其二，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性增强了法律规避的隐蔽性。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在统一的决策机制或双方协商下进行，双方可以从方方面面为法律的规避准备许多过渡性事项，以减少规避的显然性。在这种“双方规避”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受跨国公司整体制约机制的约束，当事人很少甚至不可能向法院起诉，指挥对方规避了相关法律。而传统法律规避则与此不同，传统法律规避中相关对方可能主动要求法院判决规避行为及其效果无效。如国际私法中著名的法律规避案例“鲍富莱蒙”案，鲍富莱蒙向法国法院申请宣告其妻加入德国国籍及离婚、再婚均无效。根据民事审判“不告不理”的一般原则，若无当事人控诉，法院不能主动开始程序。因此，如果跨国公司内部的实体之间规避的仅是民商事法律，则很难得到法律上的制约；除非这种规避给当地的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的损害，否则难以被发现。
其三，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的关联性使法律规避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利用传统的连结点——国籍、住所、营业地等的设置和变更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而且可以通过转移定价、转让公司机会、资产混同、基金或其他财产的再返还、资产耗尽、集团的金融资助、子公司无利润经营、空壳子公司等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 。
其四、跨国公司法律规避的对象与传统法律规避的对象有很大不同。传统法律规避中被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当事人不愿适用的法，当事人通过规避行为使被规避的法律不再适用，而适用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但在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上，表现则有不同。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企业的关联运作，使本应适用的法律得到地适用，但其预计效果则被彻底改变。这已不是传统的法律规避所能及的，这些设计具有一定的隐含性，但是其欺诈的动机则极为明显，其行为的结果也必须导致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三、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约束及处理
跨国公司背景下法律规避问题呈现诸多的复杂性，需要各国政府及理论界深入研究，协力合作，以期能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维护正常的国际经贸交往环境，减少跨国公司利用表面合法行为损害第三人或者社会公众的利益。
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各国及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规范。
（一）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跨国联属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着共同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在交易定价和引用分摊上，可能出于联属企业集团利益或经营目标的需要，不是根据独立竞争的市场原则和正常交易价格来确定有关交易价格和费用标准，而是人为地故意抬高或压低交易价格或费用标准，从而使联属企业某一实体的利润转移到另一个企业的账上，这种现象称为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行为 。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操作手段，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占领市场，击败竞争对手；可以逃避税收，减少全球总税负，达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减少关税和绕过配额限制；可以随时调度资金；可以打击、排斥或淘汰竞争者，增加外国子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可以减少或避免物价变动、汇率变动及政治风险；可以避免东道国的外汇管制、价格控制，以及避免子公司利润过高带来的麻烦等等 。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按照这一原则，关联企业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营业往来，都应按照公平的市场交易价格计算。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 。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二）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避税，指纳税人利用税法规定的缺漏或不足，通过某种公开的或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来减轻或规避其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间税收的差异为避税提供了可能。主要有：（1）税收管辖权的差别。有国籍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前者仅对本国属地的全部所得征税，后者不仅对本国属地内的全部所得征税，而且对本国籍人在国外的所得也征税。（2）税率差别。各国税率类型和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为国际避税者创造出选择最有利税负的机会。 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有：（1）通过纳税主体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通过选择注册成立地或改变总机构所在地和决策控制中心地的方式，规避高税率国的国籍税收管理辖权或居民税收管辖权。（2）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和跨国公司利用避税港进行国际避税。（3）跨国企业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即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跨国公司，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通过在协定的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子公司（通称为“导管公司”），从而间接享受了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减轻或避免了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
美国税法针对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已有具体的措施，如事前确认制和国内税法第482条的规定。事前确认制是美国税务局与纳税义务人对转移价格计算事先进行协议，由纳税义务人提供有关资料设定一个确定价格，并为国内税务所接受，作为其查核的常规交易标准。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规定，两个以上的组织，其营业或业务为同一主体所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所有时，财政部长或其授权人（税务局）为防止其避税或反映其正确所得，可就各该团体之间的收入或费用加以调整 。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
以上对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措施都是针对单个问题具体处理。笔者认为可以从国际私法的法律规避理论角度对跨国公司的规避行为进行效力认定。对规避行为效力的不同态度会直接导致各国对跨国公司规避行为的不同管制。如果持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的态度，在跨国公司范畴里，即是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则将纵容跨国公司肆意挑选注册成立地、任意改变决策中心地，以达到对已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目的。如果仅否定规避内国法的效力，则一国对跨国公司的管制将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基于跨国公司是事实上的跨越数国的经济实体，片面考虑本国的利益难以对跨国公司整体做出有效管制，其结果也将损害本国的利益。如果持所有规避法律的行为皆为无效的态度，则理论上可有效管制跨国公司规避法律行为。但现行各国及国际立法并未臻至完善，事实上可能出现阻碍跨国公司发展的不合理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多数学者对待法律规避问题的态度，对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的效力也可作如下处理：首先，跨国公司规避本国法的行为一律无效。其次，对规避外国法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跨国公司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其规避行为将损害该外国或第三人的利益，则应该认为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不合理的规定，如双重征税，不实行税收饶让，则应认定该规避行为有效。
参考文献: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参见[美]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中译文），转引自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参见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页。
参见陈毓圭、李洪辉编著：《跨国公司财务运作》，地震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0页。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沈波、胡廷峰编著：《企业跨国经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参见廖丽娟：《论公司交易与租税工具之运用——从税务人角度看“关系企业”之“企业关系”》，转引自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物品；载体；证据种类
摘 要：物品因与案件事实联系的角度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对案件事实起着证明作用，从而以其为载体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也就都有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必要性。
无论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是民事行为、行政行为，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都必然要触动、影响或者改变客观外界，在客观外界留下“印记”。这些‘印记’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一是“印刻”在物品之上。
物品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如果某物品与案件事实不存在任何联系，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那么它就不是该案的证据。也就是说，物品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性，才有可能作为证据使用。物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特征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所以以物品为载体的证据种类也是多样化的，如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及勘验检查笔录等。然而，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有些人不能正确理解物品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的特有意义，从而导致对物证的概念争论不休，对物证与书证的划分标准也莫衷一是，甚至有人主张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不能作为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于最近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草案初稿，在分则的证据种类中只规定了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5种，而没有规定物证和勘验笔录。
有观点认为，物证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或其它待证事实的实物和痕迹。[1]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物证是指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2]这种关于物证的定义虽然指出了物证的表现形式，即物品、实物或者痕迹，但其外延过宽，实际上是指以物品作为待证事实的表现形式的证据，即实物证据。根据这种定义，凡是以物品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材料均属于物证的范畴，不但包括通常所说的物证，而且包括书证。其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着某种联系的物品可以产生多种证据种类，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能够作为物证使用。物证作为一个独立种类的诉讼证据，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同其它种类的证据存在着区别。物证与案件事实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物品的存在、外部特征或物质属性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例如，指纹、足迹、工具、痕迹等，是以它们存在于犯罪现场而对案件事实发挥证明作用；对匿名信书写人的认定，是通过匿名信的字迹特征来进行的；对毒品、毒物等是以它们的物质属性来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书证是以其中所记载或蕴涵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如果同案件事实存在联系的某物品是以其上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则该物品为书证。物品对书证来说，只是一种必要的载体。与此相反，物证没有思想内容，物品本身就是证据。倘若某物品一方面以其外部特征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另一方面以其所记载的内容对案件事实也起证明作用，那么，这一物品既是物证又是书证。例如，对一份匿名的敲诈勒索信，当它以其上的字迹特征来证明谁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它是物证；当它以其文字内容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了敲诈勒索罪的时候，它是书证。书证的本质特征在于以载体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待证案件事实，这也是书证区别于物证的根本所在。“书证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其证明作用的来源，而表现其证明作用的外在形式、证明方法等只是书证的外部特征。”[3]一般来说，书证都具有书面形式，大都书写在纸张上，但也不完全如此。除纸张以外，其它物品表面的文字、符号、图形等若表达了一定的意思，且该意思表示能证明某些案件事实，那么这些物品也属于书证。如路边竖立的禁止车辆左拐弯的交通标志；地面上用石头、树枝等摆成的求教信号；在地面、墙壁上刻划的诽谤文字；打上 序号的发动机部件等，由于它们也是用其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也属于书证。虽具有书面形式，但却以其存在、所处位置、外部特征等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则属于物证而不是书证。只有当书面材料包含有与案件有关的，该信息内容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书证。如果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不表达任何思想或意思，就不能作为书证，譬如一个人乱写乱涂的材料，或一个人只为练字而模仿字帖所写的文字材料，都不可作为书证。另外，这里的记载，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应从其书面的整体内容来分析。有时犯罪分子把应表达的意思在字面上不写出来，表达的反倒是那些未写出来的字意。因此，“简单地把书证的外在表现形式限定为书面文字记载的材料是错误的，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以纸张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书面材料等同于书证也是不正确的。书证与物证的划分标准是证据起证明作用的方式，而不是证据的形式。”[4]
有人认为，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只是记录勘验检查和鉴定物证活动的文字材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所反映的还是物证的证据力。 [5] 从鉴定结论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上出现的某些专门性技术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判断，因此把鉴定结论与书证、物证等又同时作为同一序列的证据种类是不妥当的。[6]笔者认为，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是记录鉴定和勘验检查物品活动的文字资料，而不是记录鉴定和勘验检查物证活动的文字资料。也就是说，鉴定和勘验检查的对象是物品而不是物证。鉴定结论是通过鉴定人对有关物品的属性进行检测、分析、鉴别后得出的判断性意见作为表现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而不仅仅是对作为鉴定对象的物品的客观描述。尽管鉴定结论的对象与物证的载体可能为同一物品，但其内容与作用完全不同。因此，鉴定结论是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物品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物证的表现形式。将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归属于物证范畴，也是将物品与物证混为一谈的结果。其实，能成为物证的只是物品的外形及位置变化等外部特征，如物品的数量、体积、颜色、状态等，而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物品还有其它方面的特征，如同其它物品的联系等，必须依赖和借助人的因素才能使其发挥证据效力。某些物品、文件或痕迹，只有依靠鉴定结论才能确认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才能作为证据使用。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在于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符合事实和科学的结论。鉴定人绝对不能对鉴定对象只作客观描述，不进行分析判断形成结论。另外，物证对案件事实的反映只是一种静态的反映，它所能直接证明的只能是案件事实的某些片段或某一个方面的情况，而鉴定结论是建立在科学技术手段之上的一种判断，尽管鉴定的对象是某种物品，但鉴定人是运用科技手段，对静态的物品进行分析，去伪存真后得出的，也就是说，案件事实在此是一种动态的反映，是一种积极的反映。正是因为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方式不同，鉴定结论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既符合证据的客观实际情况，又有充分的科学道理，对证据法来讲是大有裨益的。
勘验检查笔录是司法人员行使职权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直接观察、检查所作的如实记录，它的证据价值来源于如实记录的内容所显示的证据间的综合关系。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在于通过对有关物品、场所进行观察、检查后所作的如实记录，证明许多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勘验检查笔录并不是物证本身，也不能代替物证。特别是刑事诉讼中的勘验检查笔录，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单个的物证，而往往可以对现场存在的痕迹、物品、书面材料、尸体等一系列证据材料作出综合的反映，证据材料之间存在或形成的具体环境、条件及相互关系等，都可以用文字、绘图、摄影摄像、模型等形式加以固定并反映出来，因而具有综合证明作用，体现了一种具有综合证明力的证据形式和来源。所以，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决定了其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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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
赵志琴
内容摘要：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参加者，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为其进行法律规避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向传统法律规避问题提出挑战，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给来新的特点。目前，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的规定表现在其他具体制度中。各国及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规制仍需逐步完善。
关键词：跨国公司 法律规避 关联性
一、跨国公司及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
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参加者。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中的定义，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因而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的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可以同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跨国公司是由分布在各国的诸多实体组成的企业，其内部各实体之间，特别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母公司或公司内的某些实体，能对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其内部各实体间在法律上往往是相互独立的实体，而在经济上又是在母公司控制下所形成的一个整体。
跨国公司这种独特的关联性，导致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关系中，具很大灵活性和主动性。它对国家的主权和法律的挑战，也引起了各有关主权国家及其人民的关注。跨国公司将法律灵活地运用于公司运作，“结果，仅仅因为跨国公司考虑到成本，而使任何规则都变成了市场压力的牺牲品。……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它们的扩张，它们就威胁要离开。它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动力、最宽的法律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再也没有必要用国籍来确认它们，也无须为限制它们的行为而投入感情，它们已无法无天。” 如：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等手段规避国内税法，即在同等条件下，跨国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易的定价与它们针对外部实体的定价不相同。跨国公司利用母公司对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的控制或关联来协调内部利益分配，从而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跨国公司还可借助空壳子公司或虚设实体来巧妙安排各种收入和费用。跨国公司还可针对内部成员享有的各种税收优惠，有意识地预先安排内部各成员交易的收入，使内部收入尽力集中到享受免税、减税或抵税的成员公司身上去。跨国公司内部成员可通过虚构交易，规避税负 。跨国公司一系列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已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其对传统法律规避问题也提出了挑战。
二、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带来新特点
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是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某种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法律，从而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一种逃法或脱法行为 。传统国际私法对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关注的是当事人人为地制造或改变诸如国籍、住所、行为地等连结点来达到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的效果，但未曾考虑到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实的法律纠纷往往产生于利益相互对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这种利益对抗关系，注定了他们在法律选择上很难有效合作；相反，如果一方当事人为使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得到适用，而通过故意制造连结因素来达到该目的，则很容易导致相关主体诉诸司法途径来制止这种作法。然而，具有同向利益的法律关系主体如跨国公司内部的各关联的实体，这些主体为实现共同利益，可能通过法律选择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使它们的内部共同利益最大化。而使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之间的关联性给传统法律规避问题带来以下新的特点：
其一，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机制，为其规避法律创造便利，增大了法律规避发生的频率。因为跨国公司在构筑其内部的关联机制时，就已经考虑到国际关联为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的核心公司，充分利用其统一决策的能力及对各种受控制公司的控制关系，可以自如地使两个内部成员之间从事法律规避行为。尽管这种规避行为有时会对其中一方产生不利，甚至以牺牲其重大利益为代价，但是由于成员公司所处的受控制地位，它不得不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目标。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和“熟悉”，尤其是整体利益目标和统一决策的制约，使得跨国公司内部的法律规避远比普通的利益对立的民商事主体之间更为频繁。
其二，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性增强了法律规避的隐蔽性。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在统一的决策机制或双方协商下进行，双方可以从方方面面为法律的规避准备许多过渡性事项，以减少规避的显然性。在这种“双方规避”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受跨国公司整体制约机制的约束，当事人很少甚至不可能向法院起诉，指挥对方规避了相关法律。而传统法律规避则与此不同，传统法律规避中相关对方可能主动要求法院判决规避行为及其效果无效。如国际私法中著名的法律规避案例“鲍富莱蒙”案，鲍富莱蒙向法国法院申请宣告其妻加入德国国籍及离婚、再婚均无效。根据民事审判“不告不理”的一般原则，若无当事人控诉，法院不能主动开始程序。因此，如果跨国公司内部的实体之间规避的仅是民商事法律，则很难得到法律上的制约；除非这种规避给当地的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重大的损害，否则难以被发现。
其三，跨国公司内部各实体的关联性使法律规避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利用传统的连结点——国籍、住所、营业地等的设置和变更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而且可以通过转移定价、转让公司机会、资产混同、基金或其他财产的再返还、资产耗尽、集团的金融资助、子公司无利润经营、空壳子公司等途径来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 。
其四、跨国公司法律规避的对象与传统法律规避的对象有很大不同。传统法律规避中被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当事人不愿适用的法，当事人通过规避行为使被规避的法律不再适用，而适用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但在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上，表现则有不同。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企业的关联运作，使本应适用的法律得到地适用，但其预计效果则被彻底改变。这已不是传统的法律规避所能及的，这些设计具有一定的隐含性，但是其欺诈的动机则极为明显，其行为的结果也必须导致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三、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约束及处理
跨国公司背景下法律规避问题呈现诸多的复杂性，需要各国政府及理论界深入研究，协力合作，以期能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维护正常的国际经贸交往环境，减少跨国公司利用表面合法行为损害第三人或者社会公众的利益。
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各国及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规范。
（一）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跨国联属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着共同的股权和控制关系，在交易定价和引用分摊上，可能出于联属企业集团利益或经营目标的需要，不是根据独立竞争的市场原则和正常交易价格来确定有关交易价格和费用标准，而是人为地故意抬高或压低交易价格或费用标准，从而使联属企业某一实体的利润转移到另一个企业的账上，这种现象称为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行为 。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操作手段，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占领市场，击败竞争对手；可以逃避税收，减少全球总税负，达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减少关税和绕过配额限制；可以随时调度资金；可以打击、排斥或淘汰竞争者，增加外国子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可以减少或避免物价变动、汇率变动及政治风险；可以避免东道国的外汇管制、价格控制，以及避免子公司利润过高带来的麻烦等等 。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按照这一原则，关联企业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营业往来，都应按照公平的市场交易价格计算。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 。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二）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避税，指纳税人利用税法规定的缺漏或不足，通过某种公开的或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来减轻或规避其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间税收的差异为避税提供了可能。主要有：（1）税收管辖权的差别。有国籍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前者仅对本国属地的全部所得征税，后者不仅对本国属地内的全部所得征税，而且对本国籍人在国外的所得也征税。（2）税率差别。各国税率类型和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为国际避税者创造出选择最有利税负的机会。 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有：（1）通过纳税主体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通过选择注册成立地或改变总机构所在地和决策控制中心地的方式，规避高税率国的国籍税收管理辖权或居民税收管辖权。（2）通过征税对象的跨国移动进行国际避税。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和跨国公司利用避税港进行国际避税。（3）跨国企业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避税。即本无资格享受某一特定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跨国公司，为获取该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通过在协定的缔约国一方境内设立一个具有该国居民身份的子公司（通称为“导管公司”），从而间接享受了该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待遇，减轻或避免了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
美国税法针对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已有具体的措施，如事前确认制和国内税法第482条的规定。事前确认制是美国税务局与纳税义务人对转移价格计算事先进行协议，由纳税义务人提供有关资料设定一个确定价格，并为国内税务所接受，作为其查核的常规交易标准。美国国内税法第482条规定，两个以上的组织，其营业或业务为同一主体所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所有时，财政部长或其授权人（税务局）为防止其避税或反映其正确所得，可就各该团体之间的收入或费用加以调整 。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
以上对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措施都是针对单个问题具体处理。笔者认为可以从国际私法的法律规避理论角度对跨国公司的规避行为进行效力认定。对规避行为效力的不同态度会直接导致各国对跨国公司规避行为的不同管制。如果持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的态度，在跨国公司范畴里，即是肯定规避外国法的效力，则将纵容跨国公司肆意挑选注册成立地、任意改变决策中心地，以达到对已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目的。如果仅否定规避内国法的效力，则一国对跨国公司的管制将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基于跨国公司是事实上的跨越数国的经济实体，片面考虑本国的利益难以对跨国公司整体做出有效管制，其结果也将损害本国的利益。如果持所有规避法律的行为皆为无效的态度，则理论上可有效管制跨国公司规避法律行为。但现行各国及国际立法并未臻至完善，事实上可能出现阻碍跨国公司发展的不合理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多数学者对待法律规避问题的态度，对跨国公司规避法律的行为的效力也可作如下处理：首先，跨国公司规避本国法的行为一律无效。其次，对规避外国法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跨国公司规避外国法中某些正当的合理的规定，其规避行为将损害该外国或第三人的利益，则应该认为规避行为无效；反之，如果规避外国法中不合理的规定，如双重征税，不实行税收饶让，则应认定该规避行为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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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中译文），转引自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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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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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廖丽娟：《论公司交易与租税工具之运用——从税务人角度看“关系企业”之“企业关系”》，转引自李金泽：《跨国公司与法律冲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