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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岸网上纠纷解决机制暨律师人力库的建构

摘 要：以立法论观点，探讨网上仲裁、网上调解等网上纠纷解决机制，运用于两岸民 商事法律纠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藉此构建两岸律师人力库与交流合作平台。
前言
随着两岸开放交流，尤其自ECFA签署后，台湾与大陆居民在经贸、观光、文教等方面，往来更形密切。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也因之由过去单纯的亲属、继承事件，演变到目前在投资、经商、旅游、医疗、消费等所生各项争议。预期未来在经济合作架构帮助下，两岸间因人力、资金与技术的大量、自由、快速流动，可能会衍生更复杂专业、涉及金额利益庞大、社会影响较广的跨区经贸投资纷争。因应此变迁，如何克服障碍，公正、准确、有效率地解决这类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乃现阶段双方律师与其他法律服务业者，应该严肃思考的课题。
从立法论的角度，尝试利用虚拟、开放、经济、便捷的网上纠纷解决机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ODR），包括网上仲裁(On-line Arbitration or Cyber Arbitration)或网上调解（On-line Mediation），以突破现实时空、法律冲突、司法管辖权、跨境法律服务、繁琐、高价、费时的传统程序等限制，有效化解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并藉此统合两岸律师的人力资源，与创造交流合作平台，为本文论述的中心。
可行性探讨
所谓网上纠纷解决机制，源于1996、7年美国。指在网络（互联网）上，由非属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公正第三方，以仲裁或调解方式，处理契约（合同）、侵权及其他法律争议。其系利用现代信息科技（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社群网站、视频会议等），将仲裁或调解程序的全部或主要环节，包括事件声请、立案、仲裁调解员指定、仲裁庭组成、答辩、审理、裁决作出等，都藉由网络，虚拟地来进行，又称为”虚拟世界的法庭”。
个人认为，网上纠纷解决机制适于解决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理由基础在于；
一、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势将日趋频仍（注1）。尽管两岸前已实行文书认证送达、相互判决与仲裁认可等，近期大陆又有设置台商法庭、开放台湾律师登陆等开明措施，大有利于争端的解决。但不讳言的说，纠纷当事人欲跨海谋求解决纷争，仍将受制于时空隔阂、往来交通、异地法律服务不易、不谙对岸法律与法治环境等因素。至于现有的纷争解决途径，包括协商、调处、调解、仲裁、诉讼等，事实上又存在着效率不彰、信赖不足、执法人员怠惰与欠缺素质、法律落差、司法管辖冲突、实务不当地歧视设限（注2）、请求执行困难等多重窒碍。常易导致当事人求助无门。如不能合理解决，恐累积民怨，不利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二、按过去经验，在既有纷争解决方式之外，另行引进双方具公信力的法律与其他专业人士，共同建立公正中立的仲裁机制，咸认已是当前解决涉及两岸的民商事法律纠纷，最合理有效之途径（注3）。
三、与传统诉讼与仲裁相比，网上仲裁或调解有方便、快速、经济、不受时空牵制（全球性）、避免当事人非理性情绪反应、容纳大量专业人士参与、可团体或多人同时利用等优点。国外亦多有成功案例，曾被利用于保险理赔、电子商务与域名（Domain Name）侵权案件中。上述弹性与特色，在改进有缺陷的涉两岸日常与经贸纠纷处理程序上，具有高度的借鉴参考意义。
四、网络科技的成熟与日新月益，为网上纠纷解决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证。环视两岸，台湾《电子签章法》、大陆《合同法》第11、33、34条、《电子签名法》的制颁，加上两地公、私部门的积极投入（注4），除有助于调和网上纠纷解决与现行法律间的矛盾，也厘清了历来关于该网上机制，诸如当事人书面仲裁协议、签名的真伪、证人询问、证据斟酌、发信与送达效力等的合法性疑义。
五、辅设配套装置，募集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担当网上仲裁人、仲裁代理人或调解人，给予培训，原系成立网上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作业。筹设两岸网上纠纷解决机制，号召两岸律师共同参与，其获致效应，除凝聚共识，减少对抗，加快业务交流合作外，亦能提升两地律师、律所的设备与专业实力（注5），有利于扩展案件来源与服务范围。
规划进程
凡创造革新，通常均难一步到位。权衡现实，笔者将两岸网上纠纷解决机制及两岸律师人力库的建设，概分成三个阶段：
一、初期：择两岸律师事务所各一，共同设立网站窗口，先为试点（所对所）。以低廉收费、两岸律师共同服务、开放当事人准据法（注6）与程序选择权（纯粹咨询或实际面谈；标准或简易程序；仲裁或调解）等为诱因。顺应政策，对外结合旅游业，优先针对与大众权益相关，金额不高，性质较单纯的因两岸开放观光，所生关于旅游质量、购物消费、医疗保险等金钱契约（合同）债务纠纷。在纷争发生前后，基于当事人明确、自愿达成的仲裁或调解协议，进行实体混合虚拟的纷纷解决（譬如律师亲自接受委托，但以网络视讯进行当事人调解）。试验中，一方面研商拟定关于网上纷纷解决的组织、程序、收费规则；一方面完备包括申诉受理、通讯传输、验证讯问、收费、自愿清偿付款等相关的软硬件系统。适法性上，初期网上仲裁裁决或调解结果，定位于无强制性，只具一般民事契约（合同）的效力，也不妨碍当事人同时或事后另为起诉或声请仲裁。
二、中期：以建立机制公信为首要。扩大人员参与，由两岸律师公会、协会或其他公益团体主导（会对会），建立专家顾问名单，充实仲裁人、仲裁代理人与调解人队伍。总结初期经验，利用网站标章(Squaretrade Seal) （注7）、电子定型化契约、透明公开运作实绩等，争取信赖认同。同时推广扩大机制适用面，至网上争端（两岸在线购物、在线拍卖、网络侵权等）与其他非网上争端。至于网上仲裁裁决或调解结果，仍以一般民事契约（合同）视之，但可援引主张诚信原则，使其对于实体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至少取得事实判断上或实质的拘束力，以强化机制公信力。
三、长期：以机制的专业、公信、效率、缜密为后盾。透过两岸协商、修（立）法、发布司法解释等，取得制度保障，明确网上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效力。厘定其与实体调处、调解、仲裁、诉讼间的程序竞合关系。赋予网上纠纷解决结果对外一定的拘束力、确定力与执行力（注8）。使该机制融入成为处理两岸法律纠纷工作的重要一环。
结语
“鼠标键盘的几次点击，可以解决数千美金的案件”，诚是网上纠纷解决机制最具魅力之处。尽管其仍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发展也受到制度与物质等方面制约（注9），何况两岸司法实务对于网上争端解决，几乎是毫无经验。然而，两岸交流的诸多问题，原系经纬万端，错综复杂。其解决整合，多无前例，本需高度的前瞻与创意。如前所述，网上仲裁或调解，对于处理涉两岸的法律纠纷，既有自身的优势。其可起到团结两岸律师之正面效应，亦难予否定。为周延照顾民众权益，打造具有两岸特色的法律争端解决机制计，其功能与价值，值得吾人深入研究（2011/8/12定稿，预定2011/9/21发表于第二届海峡律师（厦门）论坛）！
注释
注1：台湾海基会统计，自1911年至2011年8月，该会受理协处之台商经贸纠纷案件，不含人身安全类，累计达1942件。参照该会网站，网址：http://www.seftb.org/mhypage.exe?HYPAGE=/02/02_3.asp（浏览日期2011/8/9）。
注2：（台）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531号、97年台上字第2376号判决理由：”经我国法院裁定认可之大陆地区民事确定裁判，应?具有执行力而无与我国法院确定判决同一效力之既判力”、”该大陆地区裁判，对于诉讼目标或诉讼目标以外当事人主张之重大争点，不论有无为「实体」之认定，于我国当然无争点效原则之适用。我国法院自得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为不同之判断，不受大陆地区法院裁判之拘束。"
注3：据悉，由两岸合组仲裁法庭，已列入下次”江陈会”将签署的投资促进保障协议。参照「投保协议仲裁机制　拟由两岸合组仲裁法庭」，（台）中央日报，网址：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41&docid=101613402（浏览日期2011/8/5）。
注4：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TWNIC）2001年通过《域名争议处理办法》，预计推动以在线仲裁方式解决域名之争议。台北市消费者电子商务协会（SOSA）也于2007年完成「在线选择性争议处理机制（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提供消费者交易纠纷解决管道。2000年12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成立.CN/中文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接受海内外机构授权，以网上仲裁方式解决相关域名争议。2009 年本于实践经验，该委员会通过实施《网上仲裁规则》。另据报导，大陆安徽省泾县琴溪镇境内，曾有两企业因河道采砂发生纠纷。该镇司法所专人负责跟帖双方的”网战”，利用网络倡导沟通，以所谓”网调”手段，最终使两企业达成调解协议。参照天津北方网，网址：http://news.big5.enorth.com.cn/system/2011/08/07/007079014.shtml（浏览日期2011/8/8）。
注5：关于律师网上执业之构想，参照拙著，「Lawyer.com--为数字网络律师事务所催生」，（台）全国律师第6卷第10期，2002年10月出版，第100-104页。
注6：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48条第1项：”债之契约依订约地之规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
注7：为鼓励网上解决纷争的参与及履行，凡经中立第三方认证机构赋予网站标章，即表示商家或企业，承诺愿以网上方式解决纷争并履行义务。故消费者可凭该标章，判断其商誉。一旦拒绝参加或履行，标章将被撤销，评价商誉亦随之下降。
注8：金融与其他管理业务的电子化，使未来利用网络，执行网上仲裁结果（网上执行）成为可能。技术上，仲裁机构网上裁决，可在线送交法院，通过认可，法院再在线送达下令给银行或其他部门，便可快速地进行账户冻结、转账、撤销变更登记等。
注9：从目前实践看，网上仲裁利用率，不及传统的仲裁，也不及网上调解。原因归结有：用户信息能力不足；法规依据未健全；可兹适用案件范围有限；当事人难以达成仲裁协议；不能独力完成证据保全与查验；仲裁人保密义务与仲裁程序不公开难于落实；程序缺乏温暖与人性；当事人无法信赖仲裁员的公正和权威；仲裁员难以判断当事人的可信度；仲裁裁决无法律上拘束力；执行困难；缺少如常设仲裁机构的声誉等。
作者经历：台湾执业律师、（台）政治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大陆国家司法考试及格、前台中律师公会大陆法令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台）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大陆法令研究委员会委员、（台）亚洲大学兼任讲师、（台）云林科技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级专技人员、2005年6、7月福建厦门大学讲授「台湾法制概论」、2006年9、10月天津南开大学讲授「台湾法制概论」、2010年10月13-27日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区际刑法--台湾刑事法问题」。E-mail：tai0910@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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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婚外同居的现象有增无减，由之而引发不少有关婚外同居当事人的赠与案件。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中国法院网公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在现实生活中，确有部分婚姻当事人在婚外与他人同居，且在同居前后或者同居期间有向对方赠与财产或支付补偿的现象。由此现象而衍生了不少相关利益主体的纠纷，要求人民法院判决承诺方履约等事宜。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引发的赠与是否应当有效？又该如何判断这类赠与才合乎法律与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呢？笔者略表粗浅看法。

　　对于婚外同居当事人的赠与，应当区分不同情形作出不同认定。笔者倾向于折中的立场，较大程度地认同附条件有效说，即婚外同居行为与赠与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婚外同居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当属无效，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基于婚外同居而产生的财产给付，并非无一例外地均违反善良风俗，不宜一概认定无效。判定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效力时，应当以公序良俗为主要考量，具体关注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涉及财产的性质和价值大小等因素。

　　一、应当以公序良俗作为考量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前者是指国家社会的一般秩序;后者是指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有时仅用其中一词即表达两者之意。婚外同居当事人的赠与在一般情形下并不直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对其是否有效的判断，有赖于引用公序良俗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就是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公序良俗反映了国家、社会、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利益要求，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一般道德标准。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就是看是否在社会大众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如果当事人的行为是社会大多数人不能忍受的，例如通过不法行为谋得不当利益，则应归于违反公序良俗;反之，行为无损公众的感情和道德感的，则可以承认其效力。

　　二、应当结合当事人主观心态判定赠与之效力

　　法律秩序不应该为不道德行为提供履行保障。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行为本身基本上是中性的，但其动机不良，目的不正当，致使该行为有伤风化。有时即使当事人是善意的，但是若其法律行为的后果是为社会大众不可忍受的，那么该法律行为也可以认定为违反善良风俗。

　　（一）以建立、维持或者巩固婚外同居关系为目的之赠与，应被认定为无效。很明显，如果允许这类赠与有效，则无异于承认富裕的已婚者利用经济强势诱使贫困或者缺乏经验的异性与之建立和保持不法关系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价值取向将极大地损害经济相对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假如允许这类赠与生效，等于“鼓励”、“奖励”与人婚外同居，这将严重错误地引导经济弱势之人通过不法行为获益。因此，为了建立、维持或者巩固婚外同居关系而为的赠与，应当归于无效。曾经有过的协议，不得请求履行;已经履行的，接受财产一方应当将财产返还给对方。

　　（二）以解除婚外同居关系为目的而为之赠与，原则上应被认定为有效。当事人双方商议解除婚外同居关系，或者一方单方决定解除婚外同居关系，这是当事人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的要求之下，应当肯定。为了促成婚外同居关系的解除，当事人双方商定，一方给付另一方一定财产，特别是已婚者一方给付同居的未婚一方一定财产，从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看，并不违反善良风俗。特别是当事人一方因为不知情而与已婚者婚外同居的，已婚者一方在解除同居关系时给予对方一定财产作为补偿，应是可以考虑被允许的。

　　事实上，为了促成婚外同居关系尽快结束，获知配偶婚外与人同居的婚姻配偶另一方，必要时也有同意给付一定财产的。或者说，合法婚姻的配偶在必要时也不排斥通过给付一定财产促成非法同居关系的解除。因此，对于这类赠与法律上不必要否认其效力。

　　三、应当适当考虑赠与财产的性质及价值而区别判定赠与之效力

　　在以解除婚外同居关系为目的的赠与中，其中赠与财产的性质和价值大小值得关注。如果赠与的财产系赠与人无权处分的财产，赠与当然无效;赠与人将本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的财产赠与同居另一方，这属于无权处分，依法当然无效;赠与人将其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同财产赠与同居另一方，侵犯了合法配偶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应以无效为宜。

　　赠与是赠与人对其个人财产的处分，原则上可以生效。个人特有财产属于配偶个人所有，与另一方配偶不形成共有关系，单纯从财产性质看，这种做法似可以被允许。因为财产所有权人对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然而，如果赠与财产价值过大或者赠与财产价值明显超出了一般人接受能力的，应当酌情认定超出部分无效。一方面，另一方获赠的财产价值过大，对当事人另一方、对社会可能产生错误的价值引导;另一方面，赠与人的个人财产是其履行婚姻家庭生活中扶养义务或其他债务的偿还能力担保，其将个人财产大部分或者统统赠与婚外同居之人，无疑损害了合法婚姻配偶、家庭成员甚至是债权人的利益，且不具有正当性。

　　同时，必须注意到，假设已婚者以其个人特有财产向婚外同居者支付补偿这种观点被接受，将会引出以下三个问题：(1)如果个人特有财产被允许用于支付“包二奶”的费用或代价，会造成法律逻辑混乱。夫妻共同财产不得用于“包二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则被允许用于“包二奶”，这明显违反《婚姻法》“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立法价值取向。(2)已婚者将个人财产大部分甚至全部约定给婚外同居者作“补偿”，势必导致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不平衡，故并不可行。此疑问的产生，源于已婚者有婚姻配偶、有家庭，对于夫妻而言，相互扶养是夫妻法定义务。如果一方将自己的个人财产全部或者大部分赠送、“补偿”给了婚外同居者，他本人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时，其配偶依法就得履行法定扶养义务。如此情形，对于另一方配偶当然是不公允的。但是，如果婚姻仍然存续，另一方配偶能够对这方配偶的扶养需求视而不见吗?其实，除了配偶，这种财产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还包括未成年子女、需要赡养的父母等。按照婚姻法规定，未成年子女、需要赡养的父母都是享有扶养请求权的权利人，他们的扶养需求的合理满足也与这个已婚者的个人财产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这个人”把个人特有财产统统用于补偿被“包二奶”，其扶养义务针对的权利人的利益又将如何保护呢?(3)如果“这个人”是负有债务的，其个人财产是其全部债务的担保之一，如此一来，其债权人的权益是否受到了不当对待?婚外同居者将个人财产赠与同居另一方时危及到债权安全的，债权人应当有权请求赠与无效。

　　四、应当坚持性别平等原则

　　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2条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当事人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只要不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司法就应当予以尊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条司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如果其将来生效，势必会产生很不公平的后果，即“包二奶有理”，有配偶者人财两得，同居另一方（通常是妇女）则失身又失财。

　　以性别平等为据观察，拟定的司法解释条款值得商榷。考察现实婚外两性关系，绝大多数是属于已婚男在婚外与他人同居，而另一方多为未婚妇女，所谓“包二奶”成为社会一大奇观。从经济强弱对比看，男性为强势群体，女性是弱势群体。从社会文化角度审视，互相配对的同居生活后，男性与女性遭受的社会评价却大不相同，如大多数男性不以为耻，而女性在婚配市场的“行情”看跌。此条如果生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性别间的不平等，即强势者可以玩弄异性，而不必支付任何代价，这种价值取向可能产生的后果无疑令人困惑。

　　总之，婚外同居当事人的赠与效力要考虑牵涉重大利益影响的一方。除了合法婚姻中的配偶，还应考虑婚姻中的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需要赡养的父母等权利人，还应包括与赠与人有债权关系的债权方。对于这些合法权益可能因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而受到损害的人，法律应当为他们提供救济，赋予请求撤销或无效之权利。而法律对于婚外同居当事人赠与的规制，则应当合理引导两性关系向着平等、非歧视的方向发展，应当保护合法婚姻，平衡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