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修订时强制性产品认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30 21:26:51 浏览: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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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标准修订时强制性产品认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标准修订时强制性产品认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认科联[2005]18号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强制性认证产品指定认证机构：
为保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效实施，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用标准修订转换期的认证活动，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用标准修订后，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照修订后的新版标准实施认证。
二、在新版标准发布后、正式实施前的转换期，可根据申请人的意愿，按老版标准或新版标准实施认证。
三、对已经按老版标准获证的产品，应在新版标准正式实施后、下一次跟踪检查之前，完成按新版标准的产品确认工作，换发新的认证证书。在下一次跟踪检查日期后未取得新的认证证书的，原认证证书自动失效。
四、对于新版标准实施前已经出厂、投放市场并且已经不再生产的获证产品，无需按新版标准重新进行确认和换发新的认证证书。
各地质检部门在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行政执法检查中应按本通知的要求执行。
二○○五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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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较早地提出“汉语法学”一词的是何勤华，当然，他赋予“汉语法学”的涵义或许与法理学界所探讨的“汉语法学”一词有所不同;接着便是许章润，他不但通过言语推进“汉语法学”的论述和圆润工作，而且通过行动推进汉语法学的研讨和增量。我将就汉语法学这一命题在修辞和逻辑之上进行探讨。
汉语法学的修辞
提到汉语法学，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汉语法学是一个模糊的词汇。汉语法学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能够给学人们以充分想象的词汇。二十年前，我曾看到过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获知人类的新知或许就存在于对模糊性的深切面对和认真态度上。如何面对并解释模糊的对象、模糊的问题，是新知产生的必由之路。不能认真面对模糊问题，就无以实现知识的创新和增量。这对汉语法学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知和克服而言，完全可以适用。
第二个问题，汉语法学的模糊性与诗性思维。对于模糊性问题，人们理解的基本方式是所谓诗性思维。关于诗性思维，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有一个基本界定，那便是人类的儿童时期主观认知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基本方式。不过如今我们人类已经摆脱了其儿童时代，但诗性思维不但没有终止，模糊性依然存在。而且我们在知识发现和创造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关注运用诗性思维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家或许都有如下深切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既是一个越来越透明和清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越来越模糊和混沌的时代。这种时代特征，或许正是诗性思维能够在知识发现和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模糊和混沌面前，即使一位智者，也会返回到儿童心智时代。
但是，诗性思维是与我们笔下的战栗和激情相关联的，想想西人牛顿、马克思、尼采、叔本华等人笔下的那种近乎疯癫的激情表达。那么，汉语法学界有没有这种战栗和激情呢?或许我们在梁治平、江山、朱苏力、许章润、高鸿钧、舒国滢、魏敦友等法学家的笔下能领略到这一点，但放诸整个大陆法学界，这样诗性的法学文字还明显不够。
第三个问题:诗性思维与汉语法学的修辞。修辞是诗性思维的技术手段。各位知道，对于修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技术修辞，其二是本体(制度)修辞。在技术修辞层面，汉语法学的诗性思维特征必须借助具体的修辞格来表达，特别是摹状修辞、双关修辞和设问修辞，对汉语法学的论证而言尤为重要。而在本体修辞层面，则完全可以说无论汉语法学也罢，非汉语法学也罢，归根结底是我们人类思想对客观对象——人类之法律生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认知，是人类作为精神动物的存在方式，是每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构成机制。
正是如上三个问题，构成我对汉语法学命题的诗性解读和修辞评析。
汉语法学的逻辑
但是，要让汉语法学真正成长为足以被人认可的法学学术类型或流派，就不能停留在命题的模糊性、诗性和修辞水准上，这又给汉语法学的拓展提出了如下三个期待:
第一个期待:汉语法学要超越诗性思维和修辞。基尔凯戈尔曾讲:生命是超越逻辑的。尽管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首肯的命题。但把这个命题置诸人类的规范生活领域，显然存在问题。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命题?人生是超越于逻辑的，但又随时身处于逻辑中。汉语法学在对象上必须关注汉语世界的人民身置其中的规范生活。这种规范生活既面对诗性思维的修辞本体问题;也面对逻辑思维的理性本体问题。
第二个期待:寻求汉语法学的逻辑范畴。汉语法学作为一个命题，它的意向所指究竟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法学的命题是成立的?汉语法学究竟是一种想象还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上述种种问题，都需要在逻辑上明晰汉语法学的命题、完善汉语法学的判断、圆润汉语法学的推论。但究竟如何明晰命题、完善判断并圆润推论，这是个需要汉语法学界的同仁们在知识发现、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体去阐发的问题。
第三个期待:汉语法学的事实期待。汉语法学命题能否成为学术事实，并且能否成为在世界法学体系中贡献卓著的一脉，不在于我们给它贴更多的标签，而在于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奉献出足以让世人侧目、欣赏并有逻辑说服力的法学成果。即便这些成果受到域外法学的深刻影响，但也应该在汉语世界法学家的思维加工下，获得中国乃至汉语世界的意蕴。更可期待的是，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大都生活在汉语世界独特的生活大道和交往体系下。因之，在他们的知识发现和创造工作中，如何发现立基于中国国民日常规范生活的法学知识，把汉语世界的规范生活逻辑升华为汉语表达的理论逻辑，或许是汉语法学终能蔚为大观的关键所在。
如上三个期待，或许是把汉语法学命题纳入逻辑分析的必要举措。
汉语法学命题的发明，有着独特的内、外语境，也是一个在当下充满着诗性和修辞特征的命题。汉语法学的成长需要修辞、需要每个研究主体的个性体验和私人风格，需要让人一看文章，便知道这是郭氏风格的法学成果，那是马氏风格的法学论著。但是，法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它是公共理性的逻辑表达，因此，尽管汉语法学需要修辞和诗性想象，但不能过分依赖于修辞和诗性想象。在我看来，如何把汉语法学这个命题纳入严谨的逻辑中，或许是汉语法学成长的关键所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
汉语法学的修辞
提到汉语法学，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汉语法学是一个模糊的词汇。汉语法学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能够给学人们以充分想象的词汇。二十年前，我曾看到过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获知人类的新知或许就存在于对模糊性的深切面对和认真态度上。如何面对并解释模糊的对象、模糊的问题，是新知产生的必由之路。不能认真面对模糊问题，就无以实现知识的创新和增量。这对汉语法学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知和克服而言，完全可以适用。
第二个问题，汉语法学的模糊性与诗性思维。对于模糊性问题，人们理解的基本方式是所谓诗性思维。关于诗性思维，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有一个基本界定，那便是人类的儿童时期主观认知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基本方式。不过如今我们人类已经摆脱了其儿童时代，但诗性思维不但没有终止，模糊性依然存在。而且我们在知识发现和创造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关注运用诗性思维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家或许都有如下深切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既是一个越来越透明和清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越来越模糊和混沌的时代。这种时代特征，或许正是诗性思维能够在知识发现和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模糊和混沌面前，即使一位智者，也会返回到儿童心智时代。
但是，诗性思维是与我们笔下的战栗和激情相关联的，想想西人牛顿、马克思、尼采、叔本华等人笔下的那种近乎疯癫的激情表达。那么，汉语法学界有没有这种战栗和激情呢?或许我们在梁治平、江山、朱苏力、许章润、高鸿钧、舒国滢、魏敦友等法学家的笔下能领略到这一点，但放诸整个大陆法学界，这样诗性的法学文字还明显不够。
第三个问题:诗性思维与汉语法学的修辞。修辞是诗性思维的技术手段。各位知道，对于修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技术修辞，其二是本体(制度)修辞。在技术修辞层面，汉语法学的诗性思维特征必须借助具体的修辞格来表达，特别是摹状修辞、双关修辞和设问修辞，对汉语法学的论证而言尤为重要。而在本体修辞层面，则完全可以说无论汉语法学也罢，非汉语法学也罢，归根结底是我们人类思想对客观对象——人类之法律生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认知，是人类作为精神动物的存在方式，是每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构成机制。
正是如上三个问题，构成我对汉语法学命题的诗性解读和修辞评析。
汉语法学的逻辑
但是，要让汉语法学真正成长为足以被人认可的法学学术类型或流派，就不能停留在命题的模糊性、诗性和修辞水准上，这又给汉语法学的拓展提出了如下三个期待:
第一个期待:汉语法学要超越诗性思维和修辞。基尔凯戈尔曾讲:生命是超越逻辑的。尽管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首肯的命题。但把这个命题置诸人类的规范生活领域，显然存在问题。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命题?人生是超越于逻辑的，但又随时身处于逻辑中。汉语法学在对象上必须关注汉语世界的人民身置其中的规范生活。这种规范生活既面对诗性思维的修辞本体问题;也面对逻辑思维的理性本体问题。
第二个期待:寻求汉语法学的逻辑范畴。汉语法学作为一个命题，它的意向所指究竟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法学的命题是成立的?汉语法学究竟是一种想象还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上述种种问题，都需要在逻辑上明晰汉语法学的命题、完善汉语法学的判断、圆润汉语法学的推论。但究竟如何明晰命题、完善判断并圆润推论，这是个需要汉语法学界的同仁们在知识发现、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体去阐发的问题。
第三个期待:汉语法学的事实期待。汉语法学命题能否成为学术事实，并且能否成为在世界法学体系中贡献卓著的一脉，不在于我们给它贴更多的标签，而在于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奉献出足以让世人侧目、欣赏并有逻辑说服力的法学成果。即便这些成果受到域外法学的深刻影响，但也应该在汉语世界法学家的思维加工下，获得中国乃至汉语世界的意蕴。更可期待的是，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大都生活在汉语世界独特的生活大道和交往体系下。因之，在他们的知识发现和创造工作中，如何发现立基于中国国民日常规范生活的法学知识，把汉语世界的规范生活逻辑升华为汉语表达的理论逻辑，或许是汉语法学终能蔚为大观的关键所在。
如上三个期待，或许是把汉语法学命题纳入逻辑分析的必要举措。
汉语法学命题的发明，有着独特的内、外语境，也是一个在当下充满着诗性和修辞特征的命题。汉语法学的成长需要修辞、需要每个研究主体的个性体验和私人风格，需要让人一看文章，便知道这是郭氏风格的法学成果，那是马氏风格的法学论著。但是，法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它是公共理性的逻辑表达，因此，尽管汉语法学需要修辞和诗性想象，但不能过分依赖于修辞和诗性想象。在我看来，如何把汉语法学这个命题纳入严谨的逻辑中，或许是汉语法学成长的关键所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