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边境贸易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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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局 中宣部


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

1980年4月20日，国家出版局、中宣部

出版工作是宣传和科学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出版社的工作，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特制订本条例。

一、出版社的方针任务
（一）出版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
出版社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著译力量从事创作、编著和翻译，出版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图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二）不同性质的出版社，按照各自的分工和特点，确定出书范围。专业出版社应出版有关本专业的图书。

二、图书的质量与数量
（三）出版社出书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密切注意社会效果，力求把更好的精神文化食粮贡献给读者。各类图书都要从思想内容、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文字表达以及装帧设计、校对、印装等方面努力提高质量，坚决反对粗制滥造、片面追求品种数量、追求利润的倾向。
（四）出版社要积极支持学术上有创见、艺术上有创新、勇于探索、发挥独创精神的著作和作品，鼓励和组织出版不同论点的学术著作和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艺创作。
（五）出版社应该注意抓重点书，要力争每年多出几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图书，包括人民群众喜爱的通俗读物，逐步积累本出版社的保留书目。
（六）书籍与报刊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书籍要求内容比较稳定，可供读者长期使用。报刊上的材料，可为出版社组稿和编辑工作所利用，根据需要有时也可以认真地选择汇编出版专集，但不能随意剪贴、拼凑成书。
（七）图书的品种和印数，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权衡各类图书的性质、内容而定。在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保证最需要的图书得以出版。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考虑增加新书的品种但不要机械地要求新书品种逐年按比例增长。各类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品种可以多一些，印数可以少一些。初版新书一般印数不要过多，应该在发行过程中经过读者的选择，根据实际需要情况重印或修订再版。某些不宜大量发行的图书，应注意严格控制印数。出版社既要优先安排新书的出版，也要有计划地安排再版书。

三、出书规划与计划
（八）制定出书规划和计划，是加强出版工作的目的性、计划性，调动著译界的积极因素和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措施。
出版社根据自己的任务和条件，应对某些方面、某些重要门类的图书或者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成套图书，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有一个长远规划。有些门类的图书，不是一个出版社的力量可以完成的，可以协同几个有关出版社共同进行在统一的规划下，分工实现。
出版社要制定年度出书计划，包括新书计划和重印书计划。年度出书计划要努力做到有较大的可靠性，应包括必须完成而又有把握完成的重点书品种，以及完成重点书的措施。
出版社编制规划和计划，要充分进行调查研究，切实估计主客观各方面的条件。除认真了解读者的实际需要和同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外，应该注意同学术研究机关、有关单位和著译者充分交换意见，同时还应该征求发行部门的意见。
各出版社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应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核，并报国家出版局备查。
（九）有关出版社应该经常交换约稿情况和出书计划，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出版社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加强协作。有些偏僻门类或边缘学科有价值而应该出版的专门著作，有关出版社应尽可能予以考虑，使这些书稿得到出版的机会。

四、作者工作
（十）出版社要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各学派、各流派、各方面的著译者，积极发现和认真培养新生力量，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专业和业余作者，老作家和新作者，都要热情相待，书稿取舍应一视同仁。要加强同作者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在可能条件下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并且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改善自己的工作。
（十一）出版社应该主动地加强同各科学文艺团体、大专院校、研究机关、业务单位的协作关系，了解他们的研究、写作计划，征求他们对出书规划和计划的意见，争取参与必要的会议和学术活动，掌握学术界、文艺界的动态和各方面作者的基本情况。某些丛书、某些重点书稿和需要相当人力才能完成的重要读物，可以通过有关领导部门组织著译力量或组织编委会进行工作。
（十二）出版社要保障著译者的正当权益。出版社在接受书稿时，一般应同著译者经过协商，订立书面的出版合同，合同规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应共同严格遵守。
（十三）凡采用的书稿出版时，作者、编著者、译者以及集体编著书稿的主编或执笔者都应署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装帧设计也可以署名。

五、编辑工作
（十四）编辑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中心环节，保证做好编辑工作，是实现出书计划、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关键。
对书稿的政治内容和学术（艺术）质量作出基本评价，决定是否采用，一般应实行三级审稿制度，即编辑（或助理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复审和终审。不同的书稿，可采取不同的审读方法。某些重要的书稿可以由比较多的人审读、讨论决定。某些书稿，则可以按照具体情况省去一些工序。各级审查都应有书面意见。
对决定采用的书稿，责任编辑要认真做好编辑加工整理工作，如有违背国家现行法律和政策或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问题，以及其他内容上、论点上的疏漏缺陷，应向作者提出意见，或同作者磋商修改。属于学术思想、论点、考证以及风格的差异和是非，不能强求作者修改。某些书籍，特别是中外文化遗产，应尽可能有序言或出版说明。撰写现代人著作的序言和出版说明，涉及对作者本人和作品的评价时，应征求作者意见。
在编辑工作中要发扬民主，鼓励编辑人员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同时应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凡总编辑或总编辑办公会议不能决定的问题，要及时向有关上级机关请示。
（十五）出版社可以根据需要，聘请社外的专家担任顾问或特约编审，或某些书籍的编委会成员，依靠他们编审部分书稿或解决审稿工作中的疑难问题。社外人员编审稿件，可按具体情况付给报酬。
（十六）出版社编辑出版部门应关心所出图书的发行效果和读者意见，及时提出重印和再版书的计划。图书重印前，应由责任编辑加以检查，并征询作者、译者有无修改意见。
（十七）出版社编辑部门要建立和健全书稿档案制度。每一书稿都应有完整的档案，其中包括从组稿起直到出版时止的全部有关文件，以及重要的读者反映和评论、检查质量记录、修订样本等完整的原始资料。图书的图版、纸型，应有专人妥为保管。
（十八）出版社要有专门机构负责图书资料工作，积累和熟悉资料，为编辑工作服务。

六、印校工作和发行工作
（十九）出版社要同印刷部门、发行部门经过协商，订立合同，搞好协作关系。要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同印刷、发行部门经常联系，共同研究提高印刷质量和改进发行工作的办法，讨论和解决相互之间工作中的问题。
（二十）出版社应该和印刷厂通力合作，在保证书籍质量的前提下，采取切实措施，逐步缩短出书周期。应该按照不同书稿的具体情况，规定恰当的出书过程（从发排到出版）期限。出版社发排书稿要加强计划性，要努力做到齐、清、定（原稿及附件齐全，书写清楚，应是定稿），在清样上不作较大的改动。
（二十一）校对工作应对原稿负责，消灭一切排字上的错误。发现原稿有错漏和不妥之处，应及时提交编辑部门解决。规定的校次，不要任意减少。
（二十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应针对书稿的性质，考虑社会效果、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发行方式。绝大多数图书，应该公开发行；有些图书不宜公开发行，为研究工作和专业人员需要者，可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在特定对象中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发行。
出版社应该关心并协助书店做好发行工作。有条件的出版社经与发行部门协商后可以自办邮购业务、自设门市部，作为书店发行工作的补充。
（二十三）停售图书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出版社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或经检查认为某种图书需要作停售处理时，应该提出理由和处理办法，报请上级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国家出版局直属出版社报国家出版局；中央各专业出版社报所属部、委；地方出版社报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
各出版社停售图书，均应报国家出版局备案。停售的图书，出版社应保留少量样本备查，其图版、纸型，应妥为保存，非经批准，不得销毁。

七、图书的宣传、评介工作
（二十四）出版社应加强图书的宣传、评介工作。除经常编印各种图书目录以及刊登新书广告外，要积极开展书评工作。出版社应该把组织书评工作定为经常性的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协同和促进学术机关、文艺团体、高等院校和报刊开展书评的撰写和组织工作。要提倡和鼓励编辑人员撰写书评。
出版社要建立同读者联系的制度，采用座谈会、访问以及到书店卖书等方式，经常了解读者对书籍的反映和要求。要重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工作。
（二十五）出版社应建立图书质量检查制度。每年应有一次图书质量的全面检查，作为总结工作、积累经验、提高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质量检查之后，应当由总编辑对全社职工作具体的分析报告，并针对检查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每年应在质量检查的基础上，将本年度新书中质量好的或者较好的有重版价值的书籍，编印出有内容提要的图书选目，并报送上级领导机关和国家出版局。
出版社还可以举办图书质量展览，评选优秀图书，对提高质量有贡献的有关人员（包括编辑、装帧设计、校对、出版等人员）给予奖励。

八、经营管理和后勤工作
（二十六）出版社要根据科学文化事业的特点，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既要按照出版工作的任务和规律，努力为繁荣科学文化作出贡献，又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认真执行经济核算，编制财务计划，遵守财政纪律，节约使用资金，节约经费开支，减少事故损失，力求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出版社要有一位副社长主管经营管理工作，定期向全社职工报告经营管理情况。对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或防止重大事故的人员，应该给予奖励。对严重失职的人员，则应给予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处分。
（二十七）出版社应该注意节约纸张，除合理地规定书籍的印数外，要恰当地设计排版规格。对其他各种物资材料也要加强管理，防止积压浪费。
（二十八）出版社应该有适合于图书生产特点的成本核算制度，通过成本管理不断降低出版物的成本。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应当全面地核算经济状况。个别出版社由于非经营上的原因造成亏损的，应作出亏损计划，报上级领导机关批准。
（二十九）出版社要切实抓好后勤工作，后勤工作要树立为编辑出版工作服务的观念。要表彰和奖励热心为编辑工作服务的后勤人员。

九、干部工作
（三十）出版社必须努力提高干部的思想和业务水平，积极发现、培养、选拔各方面的人才。培养干部要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对于编辑人员，除了要求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具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编辑出版业务知识、语法知识和专业知识外，还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提倡编辑人员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刻苦钻研业务，出色地做好编辑工作，努力争取成为既有广博知识又对某一学科有比较专门研究的人才。
（三十一）出版社应注意组织编辑人员讨论书稿和编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总结编辑工作中的具体经验。要鼓励编辑人员积极参加同他们的业务有关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学术活动，从事学术研究。编辑人员业余创作、写稿、译书，应予支持。对担任编辑工作年限较久而又有条件深入研究或进行创作的干部，可在日常业务工作允许的条件下，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调查研究、创作时间。对青年编辑，应该鼓励他们加强基本训练，提高基础知识，掌握编辑工作各方面的本领。可以有针对性地举办学习班、不定期的讲座以及送高等院校进修等办法，有计划地培养青年编辑。还应提倡在自愿结合的原则下，有经验的老编辑用带徒弟的办法，帮助青年编辑提高业务能力。
（三十二）出版社应该保证编辑人员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编辑业务工作。每周从事编辑业务的时间不要少于5／6。
（三十三）出版社要实行干部考核制度，认真做好编辑人员的职称评定和晋升工作。要注意选拔思想好、精通编辑业务的干部，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

十、党的领导
（三十四）加强党的领导是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出版工作的根本保证。出版社应该健全党的领导核心，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并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完成各项任务；讨论和审定出书的规划和计划以及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全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习；培养和挑选领导骨干和编辑出版人才。
（三十五）出版社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总编辑分工负责制。
（三十六）出版社的重大问题，应经过党委讨论作出决定。在社长和总编辑的领导下，定期召开社务会议、总编辑办公会议，讨论工作；还要定期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出版社有关重大问题，让党和非党干部充分发表意见。
（三十七）出版社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钻研业务、努力工作等方面起模范作用。要以身作则，在全体工作人员中，树立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大公无私、讲究效率、勇于负责的作风。要表彰熟悉编辑工作，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做出显著成绩的党政工作干部。
（三十八）出版社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思想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编辑出版、后勤等各项工作中去，保证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十九）出版社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不仅应该经常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而且还应该关心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对年老、体弱、多病等有特殊情况的干部，应该给予必要的照顾。要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团结全体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做好出版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十）本条例适用于全国出版社。各出版社可根据本条例规定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细则。


唐律解读：血缘立法的经典*

李伟迪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摘 要：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更是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有77条，涉及唐代行政、民事、婚姻、家庭、继承、刑事、诉讼等各个方面；其他法律关系主体如凡人、奴婢、良人、皇帝等也以血缘为依据确定，因此唐律的血缘主义特征是特别明显。血缘与唐律的密切关系根置于唐代的自然经济结构、专制政治结构和亲尊文化结构，血缘关系透过家庭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血缘与唐律的结合表明，血缘关系既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也是法律调整的基础。血缘关系与法律关系的融汇，是中华法系一大特色，研究血缘立法，是丰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中华法系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唐律；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唐律依血缘关系展开，血缘关系是唐律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
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 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凡人"也是一个间接的血缘关系概念，因为"凡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较远；"部曲"、"奴婢"、"贱民"、"良民"等法律关系主体实质上也是按其血缘划分的；皇权也是依据血缘来行使的，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是百姓的父母，"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1](P.6)实际上帝位是依血缘取得的。上帝之子是虚，皇帝之子（开国皇帝除外）是实，唐律之目标首先是维护"龙"种的繁衍和特权，撩下神秘的重幕，最后看到的是血缘。因此应该把对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理解为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间接体现。[2](P.32～35)
第一，血缘是享受特权的法定依据。不仅皇帝的直系血缘亲属享有特权，而且亲属的亲属也因血缘而享有特权，"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要奏请皇帝，由皇帝格外开恩。较高级别的官吏也可以依血缘荫及亲属，如果亲属犯流罪以下，法定减一等处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七品以上官之亲属犯流以下之罪，不仅可以减等处罚，而且还可以用财物赎罪，"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3](P.34)总之，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及其亲属因血缘关系，可通过议、请、减、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同罪而异罚。
第二，血缘关系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实施同样的行为，因行为对象与行为人的血缘关系不同，法律责任就不同，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以告发他人犯罪为例，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4](P.432) "诸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得实，徒二年；""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小功、缌麻，减二等；""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5](P.435)，祖父母、父母犯了罪，或者有危害子孙本人的行为，子孙不得向官府告发，告者一律处死，不告是子孙的法定义务。告发其他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属，即使所告情况属实，也属法律禁止之列，也要依亲等处刑，可见告有重罪，不告无罪。但如果对与自己没有血缘的人，或血缘较远的人，知道其有犯罪行为，则必须向官府告发，不告有罪，"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6](P.449)
充分体现血缘是定罪依据的是对侵犯皇权行为的处置。表现之一，如果亲属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罪，必须告发，大义灭亲，告发是法定义务，[7](56～61)"诸知谋反及谋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 。"[8](P.427)表现之二，若家人犯罪，不论其他家人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是否首从和是否故失，只因罪者与家人有血缘关系，"除恶务尽"，近亲要斩，远亲要流，物财没收，"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9](P.321) "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10](P.325)，这就是依据血缘而形成的"缘坐"。
第三，血缘关系是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唐律不承认家庭成员个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力能力，以血缘为基准划分私人财产所有权，并由父亲行使。祖父母、父母在世时，禁止子孙分割家产和分户居住，"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11](P.236)父母去世后三年内，仍不能析产分家，"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12](P.236)对于家中的财产，晚辈不能私自处理，"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13](P.241)
第四，血缘关系是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大权由家长操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要告知家长并听从家长的意见，"诸卑幼在外，……未成者，听尊长，违者，杖一百。"[14](P.267) 唐律规定，同姓不婚，良贱不婚， "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一年。缌麻以上，以奸论。"[15](P.262)，"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嫁，减一等。离之。"[16](P.269) "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为妻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二等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17](P.270) "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18](P.256)
第五，血缘关系是取得继承权的依据。[19](92～94)继承分财产继承、宗祧继承和爵位继承三类，而继承的一般规则按血缘确定。财产继承的法定继承方式是诸子平均继承，继承人死亡的，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或转继承。"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20](P.241)
没有生育的人，为了延续血脉，可以从同宗中过继收养，"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21](P.237)如果收养下等人的子女为子孙，则要受罚，"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女.杖一百"。[22](P.238)
第六，血缘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托。[23](15～18)唐律按血缘构建了户赋制度，一个直系血缘近亲群体为一户，家长是责任人，承担交征税役的责任，"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 。女户，又减三等。"基层官员若脱漏户口，也比照家长的责任，按血缘家长责任类推，体现了立法者对血缘的依赖和重视，"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若知情者，各同里正法。"[24](P.231.233)
唐律规定，官员的家属如果接受官员下属的物质利益，官员和家属要处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部有所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所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25](P.227)

2 血缘与唐代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的绝对优势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事物的物质生活关系，"[26](P.82)那么首先应从唐代经济的"历史真实"中，去探求唐律血缘色彩浓厚的根源。唐代经济是一个什么景象？从经济结构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时期，"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百万，家有绫机五百张。"[27](P.187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的商品经济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整个唐代的经济结构看，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因学术界多有定论，此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已大众化的命题：农业居于绝对的优势，工商业仅仅是零星的点缀，在唐代，仍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需要的几乎一切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28](P.1015) "广大人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通过商业才能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为数不多。" [29](P.666)那么自然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下按产业类型来分析。
小农业是唐代主要的产业，它的劳动力组织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管子曾这样描述家庭生产的情形，"正月，令农始作，……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30](P.16)生产者的劳动伙伴总是并且都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在翻地、下种、除草、施肥和收获的过程中，没有也不需要外人来帮助（也许农忙时亲属间有简单的协作）[31](P.9)，也没有外人来分享一家的劳动成果（租赋除外），新唐书载：瀛州刘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同产也，门内斗粟尺帛无所私[32](P.5579)"。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卖，也没有必要买多少东西回来；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一辈子不离开这个村庄；一切关系在家庭中展开，一切矛盾在家庭中解决；血缘是组织家庭成员的纽带，也是解决家庭矛盾的依托。如此，基础的血缘群体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血缘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的关系也主要是血缘关系。只要看看经历了千年发展后的今天，农村组织生产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就可以想象血缘关系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除小农业外，血缘关系也是组织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营的主要形式。
唐代的手工业有三种形式，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前二者是手工业的主要形式，也采取家庭劳动的形式，唐代诗人袁高和柳宗元对制茶的家庭劳动有这样的描述："田辍耕农耒，采采实辛苦。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33][P.3536] "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34](P.3948)，全家男女老少共同劳动。唐人元稹作《织妇词》，篇中有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35](P.4607)说明拥有较高技术的手工纺织仍以家庭劳动为主；宣州诸葛氏的制笔业，是家庭生产、世代相传。[36](P.407)唐代的少数私营手工作坊，可能有较多员工，寿州刘清真是一个制茶作坊主，"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37](P.160)，这二十个徒弟不一定都是刘的亲属；但是绝大部分民营手工作坊，仍以家庭关系或家族关系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唐人李青是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富于财，李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 [38](P.232) 有专家这样概括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力组织形式："中国城乡的独立手工业者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师徒关系为基础。" [39](P.2)
古代商业经营，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比起来，其经营形式涉及的社会关系要广得多，要把商品卖出去，就必然要与家庭之外的人发生关系，就必然超越血缘关系；但是一家店铺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类似于今天的个体工商户。有洪州胡氏，家有五子，"家稍充裕，家桑营赡，力渐丰足"，命"子主船载麦，??流诣州市。"[40](P.2794)还有一例：长安东市有一家专门出租驴作运输之用的店铺，父亲管店，小儿跟随客户到达目的地后，将驴牵回[41](P.2741)。手工作坊之间和商人之间没有欧洲式的行会，"长期以来，中国工商业者已经逐渐习惯于对中国政权的服从和依赖。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协作关系外，他们难以接受任何自治联合体的制度约束。"[42]](P.1)
可见，在唐代的自然经济中，血缘关系是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者也基本在血缘的区域内活动，血缘关系转化成了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自然经济是唐律呈现血缘主义特征的最深层的根源。为了简便，以上表述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

三、血缘与唐代的政治结构：权力和义务划分的家国同构
政治是经济的延伸，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家长专制。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而这个经济单位是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组成的，要把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和利益协调起来，就必须有一个人在其中起组织管理作用，必须给他以权力和威严，足以使其他人服从和尊重。那么在这个家庭中谁能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可以按两种标准去选择，一是选择家庭中最有能力的人，这是社会生存法则使然，一是选择家庭中血缘辈份最高的人，这是自然法则使然。按第一个标准选择，结果之一是年富力强的父母或祖父母当选，因为他们有生活生产经验的优势和体力的优势；也可能是成年的儿女，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更强的体力。但是在儿女中选择管理者，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如几个儿女之间或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会争夺这个角色，况且人的能力是变化的，家庭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争夺状态，就不能达到最初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第一个选择标准不可行。如果按第二个标准选择管理者，结果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因为尽管有三世或四世同堂 ，但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和母亲；那么父母之间怎么选择？这个矛盾在父系氏族社会到来时就解决了，因为在主要依靠体力进行生产的时代，父亲作为男性有绝对的自然优势。按第二个标准既能避免第一标准的混乱，又能吸收其长处??对能力的看重，并且把这个标准建立在稳固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由父母所生，谁也不能回避，也不能选择，更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每个人在生命的童年都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父母的养育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壮大的前提，谁都有这么一段经历，谁也不能抹杀这段历史，总之是父母给予了生命，这是父亲取得管理权的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是多世同堂，父亲可能因年老昏花而对长子作某些授权，作为技术性的修正；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秩序也使家庭成员自觉服从这一标准，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逐出家庭等于原始时代被逐出氏族或部落；生命的秩序使每个人先为人子后为人父，使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待生命历程中扮演下一个角色；并且父权使年老体弱的长者的赡养得到了保证。这样父亲的权力基于血缘和家庭生存、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了。上节的公式可以修改：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
父亲为了有效地组织家庭生产，必须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家庭成员的指挥权和惩戒权，因而唐律规定，一切财产归父亲所有，一切成员听从父亲命令。 "诸子孙违犯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43](P.437)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不得擅自处理家庭财产，不得咒骂、殴打父母，不得起诉父母，不得违反教令，不得遗弃父母。更有甚者，在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内，子女也不得欢歌笑语、分家立业、结婚生子和外出做官。父权出现了异化，子女权力被养育之恩冲淡了，而子女的服从义务被强化了，血缘关系成为家长专制的载体，"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44](P.187)
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否一样？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其一，"国之本在家"。既然国家治理的对象是众多的"家"，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也就是维护"家"的正常秩序。其二，国之本在族。"小家"之上有"大家"，即宗族，按血缘和亲等"联宗收族"，宗族即成为国与家的中间环节，宗族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杨度有这样的论述："对于家族的犯罪，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国家须维持家族的制度，才能有所凭籍，以维持社会。"[45](P.165)第三，家和宗族相对于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单位，家与家之间没有多少交往，"小农是一个广大的群体，其成员生活在相同的条件下。但是彼此并不发生复杂的关系。他们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使他们交往而是促使他们互相分离。……每一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在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中的大部分产品，因而多半在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社会交换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群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群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州区。" [46](P.310)既然一个个家庭是单独存在的，不能自觉地相互依靠、相互制约，在洪涝灾害、外敌入侵等情况下，单个的家庭是无法生存的，就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个的人无法生存一样。那么千千万万的小家庭需要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管理者，负责水利兴修、维护治安、抵御外敌等事宜，也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个管理者是怎么产生的？选举是不可能的，因为家庭中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大，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的人怎么样；那么只有战争才能选出这个管理者，与猴王的产生过程相类似，"成者为王"，这个"王"就是管理者，在周代称天子，在秦代以后称皇帝。这个皇帝如果能使小家庭安居乐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好皇帝，就能继续他的统治，小农社会需要皇帝。但是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与暴力、威严、神秘相伴随的，能征服天下的人就能征服一个小家庭，因此单个小农家庭是无法与皇帝对抗的，也无法限制皇帝的权力，在这里，国家管理者的权力也出现了异化。因而国家的政治结构也是一元的集权的甚至是专制的。小农家庭的权力被淡化了，皇权被绝对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7](P. 315)
由此可见，依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既是治国的对象，也是治国的依托，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与家，既同构，又相通。家是按血缘关系来管理的，那么国也可按依血缘关系来治理。血缘关系在转化成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转化成了政治关系，这是唐律与血缘相结合的政治基础。这也可总结一个公式：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
四、血缘与唐代的文化结构：亲亲尊尊的主流理念
血缘与唐律的关系还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去探索。自然经济是血缘主义文化产生的土壤，血缘主义文化的精髓是亲亲尊尊，其理论形态称为"礼"，其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的价值取向是维持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的正常运转。亲亲尊尊与自然经济的内在关系是什么？首先自然经济需要亲其亲、尊其尊，抽象而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者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48](P.106)必须通过道德规范系统化，并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沉淀为人们的内心信念，才能定分止争；从家庭内部来说，"父子兄弟，非礼不定，"[49](P.46)通过礼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50](P.88)从思想意识的层面，去维护小农家庭，以稳定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亲亲必然尊尊，长者为尊，不尊尊，就不会亲亲，亲与尊是相通的。尊与贵也相通，为贵者尊，可以移亲为尊，移孝为忠，这样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为了强化"礼"的作用，主流思想家还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51](P.1079)目的是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2](P.149)的境界，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气氛，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因此，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是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产物，是一种血缘主义文化的结晶。唐代是自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血缘主义文化当然会在唐代大行其道，也会深深地渗透于法律文化之中。在这里可以对前面的公式进行补充：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
五、血缘与唐律的立法技术：治国同于治家
既然唐代有血缘主义产生的土壤--自然经济，又构建了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专制政治，以及以血缘主义为基础的尊亲主流文化，那么血缘主义根置于经济基础，渗透于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可以说血缘主义无处不在，那么血缘主义在唐律中的浓抹重彩就是必然的了。从立法的技术层面看，血缘既是立法的依托，又是立法的调整对象，既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又是立法的具体条款。依血缘关系确立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主体，依血缘关系而尊贵而有特权，依血缘关系而卑贱而偷生，依血缘关系行使所有权，依血缘关系行使诉讼权，依血缘关系而成家立业，依血缘关系征税纳赋，依血缘关系定罪量刑，依血缘关系而获罪，依血缘关系而免罪。这是自然经济背景下，立法技术高度发达的体现，是统治经验的集合大成。为什么这么提？家国同基，家国同构，治国同于治家，朱元璋也不由感叹，"齐家治国，其理无二，"[53](P.1497)后人也能理解孟子在言大丈夫之志时，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递进而并列的理由了。最后的公式应是：血缘关系＋自然经济＋家庭生产＋父权＋族权＋皇权＋亲亲尊尊＝唐律。
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已成定论；根据上述分析，也可以这样断言：唐律是血缘立法的经典。
梅因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54](P.97)肯定了人类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制约而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进步性，但是 这并不否认血缘曾经孕育了人类自身、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人类文明，也不否认血缘关系和血缘立法有它的历史正当性、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尚不太"进步"的环境里，可能对血缘关系的依赖程度更高，它是确定权力义务的重要依据；在中华法系这样一个积累了深厚血缘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是否可借鉴唐律的血缘法律功能？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血缘观念仍很强烈，中央电视台在采访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姜瑞峰时，姜谈到为什么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如此坚定，原因之一是想做官，为家争光，"一个姓氏，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这在每一个姓氏或家庭，是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我要为我的家乡，为我的家族争光。"[55][P.320]在西化了的世界"唐人街"， 血缘的色彩仍然是那么显眼，"在西方各大都市中，凡有CHINA TOWN，均可见林林总总的'宗亲会'，而邻近必有的日本街、朝鲜街，多的都是各类招牌的'商会'。" [56](P.2) 在当今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国际法中都有与血缘相关的规定，能否更加自觉和科学地利用血缘对法律调整的基础功能？笔者注意到了有些研究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学者，在关注中国传统法律、现代法律与血缘的关系，[57][P.80~85]也看到有些学者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血缘、宗族与法律的关系[58](P.8)。那么研究唐律与血缘的关系，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创新中华法系，是有所裨益的。
人类永远不能摆脱血缘关系，永远会关注血缘关系，永远要依赖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不能否认、饱含温情、维系家庭、稳定社会、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丰富的社会资源，血缘关系今天仍然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就血缘与法律的关系提出以下观点，请学术同仁指正：
①血缘关系的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②血缘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法治资源。法律本身不能创造组织，必须依赖现实社会的组织细胞；血缘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并且利用血缘关系利益的关联性，可提高违法成本，如唐律"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的规定。
③血缘关系的封闭性破坏法律关系的普适性。人们在遇到血缘圈内与圈外利益很难取舍的时候，一般人会优先选择圈内利益，而破坏法律关系。
④血缘关系需要法律的调整。血缘关系是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重要依靠，是取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依据。利益所在，必有矛盾，并随血缘关系的广泛性而普遍存在。法律应该提供解决此类矛盾的方式。
⑤发生在血缘关系中的法律关系，必须考虑血缘关系的特殊影响。既不能把一切法律关系血缘化，也不能在法律关系中把血缘关系虚无化。
⑥血缘立法是中华法系的特色。如唐律规定，血亲近缘，同署论罪，避免了兄弟科、爷孙局的尴尬。宗族立法要抛弃，而血缘立法值得借鉴。[59](P.56～58)
⑦血缘立法在其他法系中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如关于伪证犯罪，1994年《法国刑法典》、1976年《德国刑法典》、1975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匿隐自己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脱逃，都不能认定有罪。[60](P.78～83)
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血缘关系重视不够。宪法、民法通则和刑法，共763条（不包括解释和补充规定），其中只有11条直接考虑了血缘关系。[61](P.124～128)
⑨应该建立血缘法学。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关系象血缘关系那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法学家应该自觉地探索血缘与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法律工作者应该科学地运用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