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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档案局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颁发《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颁发《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铁路运输高级法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和《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一：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

（1984年1月4日）

一、总 则
第一条 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是国家的重要专业文书之一，它所形成的档案，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反映了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令的情况和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又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依据和必要条件。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诉讼文书立卷的要求，做好立卷归档工作。
第二条 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要根据刑事、民事、经济类别，按年度、审级、一案一号的原则，单独立卷。一个案件从收案、结案到归档保管以及所有的法律文书（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批复等）和公文、函电，都使用收案时编定的案号。审级改变的案件另行编号。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都必须用毛笔或钢笔书写、签发，由审判庭经办案件的书记员负责整理立卷归档，归档前由案件主要承办人负责立卷质量的检查。

二、材料的收集
第四条 人民法院在收案以后，经办书记员应即开始收集有关本案的各种诉讼文书材料，着手立卷工作。在案件办结以后，要认真检查全案的文书材料是否收集齐全，发现法律手续不完备的，应及时补齐或补救，去掉与本案无关的材料，再行排列整理。
第五条 卷内诉讼文书材料，一般只保存一份（有领导同志的指示除外），重份的文书材料一律剔除。多余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为备日后查考，可保留三份夹在已装订好的卷内。
第六条 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已转化成为审判案件的，或经审判监督处理已起重大作用（如平反、改判）的申诉，其形成的诉讼文书材料，应按审判案件的立卷标准立卷。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刑、民申诉或人民来信，可以不立卷归档。（1）不属法院业务范围归口交办的人民来信；（2）答复来信来访人到有关法院直诉的信件或记录；（3）询问一般法律手续问题的来信来访；（4）没有参考价值的信封；（5）内容、地址不清的申诉信件；（6）确系精神病人的来信；（7）刑、民案件申诉中内容相同的重份材料。
上述各项由有关业务单位自行处理。

三、材料的排列
第八条 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总的要求是，按照诉讼程序的客观进程形成文书的时间自然顺序进行排列。
第九条 刑事一审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案件移送书；（4）起诉书正本；（5）起诉书附件；（6）阅卷笔录；（7）准备庭笔录；（8）送达起诉书笔录；（9）审问笔录；（10）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11）聘请、指定、委托辩护人的有关材料；（12）开庭前的通知、传票、提票等；（13）开庭公告；（14）审判庭审判笔录；（15）审判庭询问证人笔录；（16）辩护词、公诉词；（17）合议庭评议笔录；（18）案情报告；（19）审判委员会决议或记录；（20）判决书或裁定书、调解书原本和正本；（21）宣判笔录；（22）判决书和裁定书等送达回证；（23）抗诉书；（24）移送上诉案件报告或上诉案件移送书；（25）上级法院退卷函；（26）上级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正本；（27）执行通知书存根和回执（释放证回执）；（28）赃、证物移送清单和处理手续材料；（29）备考表；（30）卷底。
第十条 一审刑事案件中关于死刑、死缓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按第九条的（1）至（22）排列后继续排列：
（1）上报死刑、死缓复核函（报告）；（2）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或批复；（3）退卷函；（4）执行死刑命令；（5）对死刑执行前验明正身笔录；（6）执行死刑笔录；（7）执行死刑布告签发稿；（8）执行死刑报告；（9）死刑案犯执行前后照片；（10）对死刑犯家属领取骨灰或尸体的通知；（11）尸体处理登记表。
第十一条 刑事二审诉讼文书材料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上诉或抗诉移送书；（4）一审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5）上诉书、抗诉书；（6）答辩状；（7）一审案情综合报告；（8）阅卷笔录；（9）准备庭笔录；（10）审讯笔录；（11）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12）开庭前的通知、传票、提票等；（13）审判庭审判笔录；（14）审判庭询问证人笔录；（15）案情综合报告；（16）合议庭评议笔录；（17）审判委员会决议或记录；（18）判决书或裁定书原本和正本；（19）宣判笔录；（20）退卷函；（21）送达回证；（22）执行通知书回执（释放证回执）；（23）备考表；（24）卷底。
第十二条 民事一审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诉状或口诉笔录；（4）立案通知书（通知缴纳诉讼费或免费手续）；（5）应诉通知书回执；（6）答辩书；（7）询问笔录；（8）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9）调解材料和调解笔录；（10）准备庭笔录；（11）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鉴定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12）开庭前的通知、传票等；（13）开庭公告；（14）审判庭笔录；（15）案情报告；（16）评议笔录；（17）调解书、撤诉书；（18）审判委员会决议或记录；（19）判决书或裁定书原本和正本；（20）宣判笔录；（21）送达回证；（22）上诉书；（23）上级法院退卷函；（24）上级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正本；（25）证物处理手续材料；（26）执行手续材料；（27）备考表；（28）卷底。
第十三条 民事二审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顺序：
（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上诉移送书；（4）原审法院判决书、裁定书；（5）上诉书；（6）答辩状；（7）阅卷笔录；（8）询问笔录；（9）调查笔录或调查取证材料；（10）调解笔录；（11）撤诉书；（12）准备庭笔录；（13）开庭前的通知、传票等；（14）审判庭笔录；（15）案情报告；（16）评议笔录；（17）审判委员会决议或记录；（18）调解书、判决书、裁定书原本和正本；（19）宣判笔录；（20）送达回证；（21）备考表；（22）卷底。
第十四条 第九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中没有列举的诉讼文书材料，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形成的顺序排列。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申诉案件、复核案件和加减刑案件的文书材料，可参照上述排列顺序整理。
第十五条 集团性重大刑事案件和涉及面广、具有群众性的重大民事案件，其中有共同性的问题，也有只属于个人责任的问题，案件形成的材料较多，其组卷办法，在反映全案基本面貌的基础上，属于共同性的问题立成综合卷，属于个人责任问题的分别单独建立分卷。其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参照一审案件的排列顺序处理。
第十六条 一个案件的诉讼文书材料是否分立成正卷、副卷，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省、市、自治区法院系统实际工作的需要，自行决定。

四、立卷编目
第十七条 一个案件的诉讼文书材料经过系统排列后，要逐张编号。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卷底、备考表不编页码。页码编在右上角，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字体要整齐、清楚。
第十八条 要认真登记好卷内目录。一份诉讼文书材料编一个顺序号，判决书、裁定书的原本和正本编一个顺序号。卷内目录应按卷内诉讼文书材料排列顺序逐件填写，标明起止张号，字迹要工整、清晰。
第十九条 卷宗封面所列的各个项目，都要用毛笔或钢笔逐项填写齐全，书写要工整。其中结案日期填写正式宣判日期。

五、卷宗装订
第二十条 装订前要做好诉讼文书材料的检查。对破损或褪色的材料，应当进行修补和复制。装订部位过窄或有字迹的材料，要用纸加衬边。纸面过小的书写材料，要加贴衬纸。纸张大于卷面的材料，要按卷宗大小折叠整齐。对字迹难以辨认的材料，应当附上抄件。外文材料应当译成中文附在后面。需要附卷的信封要打开平放，邮票不要起掉。材料上的全部金属物都要剔除干净。
第二十一条 一个案件的诉讼文书材料，每卷以二百张左右为宜，过多时应按形成的顺序分册订卷。
第二十二条 卷宗必须用线绳三眼至五眼装订牢固，不要漏订。长度应在十八公分左右。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材料，要单独立卷，不要与公安机关预审卷、检察机关起诉卷混订或合订。
第二十四条 卷宗装订以后，应检查文件材料有无漏订现象，然后在卷底装订线上贴上封纸，并用承办书记员名章加盖骑缝。

六、归 档
第二十五条 要在案件结案以后的一个季度内归档。案卷要根据《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提出保管期限意见，向档案室移交，并办好交接手续。凡立卷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由有关书记员负责重新整理。
第二十六条 归档的录音带、录像带、影片等声相档案，应在每盘上注明当事人的姓名、案由、案号，承办单位、录制人、录制时间、录制内容，并按形成顺序，逐盘登记造册归档。
第二十七条 归档的证物，凡是能够附卷保存的，应装订入卷或装入证物袋，在证物袋上写明名称、数量、特征、来源。不便附卷保存的，应当另行包装，注明所属案件的年度、审级、案号、当事人姓名、案由以及证物的名称、数量、特征等，随同本案卷宗归档。易腐、易爆、易燃、有毒的证物，因不适于保存，可拍照附卷，经领导批准销毁或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有赃、证物执行工作或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卷宗，可以在执行完毕后附入原卷归档。需要长期执行的，可用原收案号立执行卷，执行完毕后，并入原卷归档保存。
第二十九条 已归档的审判卷宗，不得从卷内抽取材料。需要增添文书材料时，必须征得档案人员同意，按立卷要求办理，以保证卷宗的质量。

七、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高级人民法院在不违反本办法的前提下，可以制定补充办法。

附二：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

（1984年1月4日）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的管理，根据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的精神，结合诉讼档案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诉讼档案是国家重要的专业档案，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记录，又是做好审判工作的依据和必要条件。诉讼档案管理工作是审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法院一定要切实做好。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负责集中统一管理本院的全部档案（包括录音带、录像带、影片等声相材料），确保档案的完整、安全，严守档案机密，积极提供利用，为审判工作和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档案处，高级人民法院设档案科，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设档案机构或专职人员。其任务是：
（一）收集、整理、保管和统计本院的档案，并开展利用工作；
（二）指导和监督各审判庭诉讼文书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三）进行档案的鉴定工作；
（四）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档案处、科（室）应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下级人民法院应定期向上级人民法院报告档案工作情况；
（五）领导交办的有关档案工作的其他任务。
第五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配备好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教育档案干部热爱本职工作，并保持其相对稳定。
第六条 各地人民法院的档案工作接受同级地方档案业务管理机关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二、档案的接收和整理
第七条 档案处、科、室要积极主动组织好诉讼档案的归档工作。随时了解案件的归档情况，对已办结的案件，要督促立卷承办人员及时立卷归档。接收档案时，必须逐卷查点清楚，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提出的要求，检查案卷质量，符合要求的，进行接收。
第八条 对已接收的案卷，要根据刑事、民事、经济类别，按年度、审级、案号分别在档案目录簿册上登记。登记要准确，字体要工整。
第九条 接收后的案卷，要在卷皮的左上角盖“归档”章，以区别于未归档的案卷。
第十条 归档后的案卷，分别根据刑事、民事、经济类别，按年度、审级、案号的顺序排列，放进卷柜保管。
第十一条 同一案件由于审级改变或其他原因形成几个案号的案卷，应合并保管。并卷原则是，再审卷并入一审或二审卷，申诉卷并入审级卷，近年申诉卷并入早年申诉卷。案卷合并时，要在案卷封皮和案卷登记簿上注明移出、移入和相关的案号。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都要根据档案的情况，编制案件姓名索引、卡片等检索工具。

三、档案的调借和查阅
第十三条 本院审判庭的案件承办人因办案需要，可以调借本单位归档的档案，有明文规定须经领导批准者除外。非归档单位因工作需要调阅诉讼档案，要有一定的批准手续。
第十四条 上级人民法院和同级公安、检察机关调借案件档案，应根据正式调卷函件，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办理借出手续，并规定调借期限。其他外单位调借时原则上一律不借出，因特殊情况必须借出的，应经院领导批准。借出时，要点交清楚，取得正式收据并限期归还。
调借的档案，不得转借其他单位或其他人员使用。
第十五条 外单位查阅诉讼档案，应凭县团级以上单位的公函（县内凭乡以上单位的公函），并经领导批准，方得查阅，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卷不得查阅，必须查阅时，要经院领导批准。案件辩护律师需要查阅已经归档的案卷，应通过该案件承办审判员办理。摘抄卷内材料，只能摘抄判决书、裁定书和有关结论性文件。如须摘抄其他材料，应经办公厅、室主任同意。对摘抄的材料，要进行审查、签章。
第十六条 外单位来函索要法律文书或其他证明材料，根据外调要求，按规定查抄寄送，或通知该单位派人阅卷。
第十七条 调阅或借出的诉讼档案要按时催还。还回时如发现案卷被拆、文件材料短缺、涂改、增删、污损等情况，应报告领导并及时追查。
第十八条 档案处、科、室应设阅卷室，接待院内外查卷人员阅卷，以利于保密和监督。
第十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确保国家机密。不得超越制度向任何人提供档案或扩大利用范围，不得向他人泄露档案的内容。

四、档案的鉴定和移交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对保管期限已满的档案，根据《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进行鉴定。鉴定工作，由办公厅、室主任、审判人员和档案人员组成鉴定小组，逐案进行审查。审查鉴定后档案的存毁问题，按上述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各地人民法院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涉及档案交接时，都应做到交接手续清楚，有据可查，移送有序，防止混乱。

五、档案的保管和防护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积极改善档案保管的物质条件，安排符合需要的库房和购置必要的卷柜等设备，并逐步采用先进技术，以提高档案的管理水平。
第二十三条 随卷归档不能附卷的证物，可在拍成照片附卷后另行保管，但应标明证物的名称、数量、规格、特征、案号，并在卷内备考表记明其保管处所，以备查调。
随卷归档的录音带、录像带、影片等声相档案，应单独存放，非经院长批准不得调用。
档案库房要专用，不要存放与档案无关的物品。
第二十四条 为便于查找案卷，档案柜上应附有指引卡，标明存放档案的年度、审级和案卷起止号码。
第二十五条 档案工作人员要定期对档案进行检查清点，发现案卷丢失应向领导汇报，并积极主动地查找。
第二十六条 档案工作人员必须爱护档案，发现破损、虫蛀、鼠咬、变质或字迹模糊，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补、粘贴、复制或作其他技术处理。
第二十七条 必须建立安全保卫制度，认真搞好防盗、防火、防潮、防虫（鼠）、防高温、防光、防尘等工作。库房要保持清洁、整齐，注意通风，下班前要进行安全检查。要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定期检查器材质量。严禁在库房周围存放易燃物。
第二十八条 档案工作人员调动工作时，应在离职前办好接交手续。

六、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高级人民法院在不违反本办法的前提下，可以制定补充办法。

附三：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

（1984年1月4日）

一、根据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的精神，参照有关法律，结合各类案件的性质、社会影响、情节轻重、刑期长短以及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制定《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表》（以下简称《保管期限表》）。
二、诉讼档案是国家重要的专业档案，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记录和重要依据。它反映了人民法院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的情况和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科学地鉴定和保存好诉讼档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此，应当从政治、经济、科学研究等方面，从历史和现实使用价值，全面地，慎重地估量每个案件的作用，划定其保管期限。
三、诉讼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种。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的特点，凡属本院审判活动形成的需要长远利用的诉讼档案，划为永久保管。凡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查考使用的诉讼档案，划为长期保管，保管时间为60年。凡属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需要查考利用的诉讼档案，划为短期保管，保管时间为30年。
具体案卷保管期限的划定，参照《保管期限表》办理。
四、刑事案件中的赃、证物，除按国家有关规定上缴国库或退还受害人的以外，民事案件中的权益凭证，在结案后，除应当退还当事人或当事单位的以外，凡需附卷保存的，其保管时间与案卷划定的保管期限相同。刑事案件中的证物，不宜于长期保管的（如血衣、凶器等），在没有新的规定以前，仍依最高人民法院（64）法研字第77号《关于刑事案件中证物保管问题的批复》中提出的“至少保存15年”的规定处理。
五、诉讼档案的保管期限，从每个案件终审判决结案后的下一年起算。一个人民法院审理的同一被告的累犯案件，或者同一被告的特赦、更审、再审、申诉、加减刑案件，其先后形成的案卷的保管期限，应以最后终审结案的下一年作为起算的时间；如属于不同的保管期限，应以其中最长的保管期限为保管期限。
高级、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刑、民案件，在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以后，当事人继续申诉形成的档案，可合并原审案卷保管，保管期限与原案相同。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申诉档案，按《保管期限表》的有关规定划定保管期限。
六、对保管期限届满的诉讼档案，应以办公厅、室主任（未设主任的以主管秘书）为主，和审判人员、档案人员组成鉴定小组，逐案进行鉴定。对仍有继续保存价值的案卷，可以采取提高一档（如短期改为长期）的办法延长其保管期限。
七、经鉴定确定销毁的诉讼档案，销毁前要把其中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取出一份，按年度、审级整理立卷，随有关年度编号，划为永久保管。
八、对决定销毁的档案由档案部门编造销毁清册，经本院院长审查批准，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备案后，由档案人员和指定的监销人共同销毁，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字。销毁报告的销毁清册立卷存档。
附：《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表》

人民法院诉讼档案保管期限表（1984年1月4日）
一、刑事诉讼档案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永久保管：
1．国际间谍和侵犯领空、领海的案件；
2．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或勾结外国危害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反革命案件；
3．领导或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或叛乱的案件；
4．投敌叛变情节严重或聚众叛乱的案件；
5．聚众劫狱或组织越狱的反革命案件；
6．为敌人窃取、刺探、提供情报，供给敌人物资的案件；
7．国民党派遣、潜伏的特务分子和历史特务的案件；
8．反革命集团的案件；
9．组织、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案件；
10．反革命破坏的案件；
11．劫持船舰、飞机、火车、电车、汽车等的反革命案件；
12．反革命杀人的案件；
13．汉奸、战犯、托派的案件；
14．罪行严重的恶霸地主、土匪、流氓头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案件；
15．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国内外和所辖地区有影响的案件；
16．重大的政治骗子的案件；
17．重大的偷越国（边）境的案件；
18．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的案件；
19．伪造、盗窃、抢劫、非法毁灭国家公文（档案）情节严重的案件；
20．放火、爆炸、决水、投毒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21．破坏交通工具、设备、动力设备、通讯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案件；
22．责任事故、技术事故造成严重伤亡和严重后果的案件；
23．非法制造、抢夺、盗窃和私藏枪枝弹药的重大案件；
24．贪污、渎职、行贿、受贿、惯窃、惯骗、盗窃、抢夺、抢劫、诈骗、敲诈勒索、高利贷等情节严重的案件；
25．走私、贩私、投机倒把数额巨大以及走私、贩私、投机倒把集团的案件；
26．伪造、贩卖国家货币、支票、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的案件；
27．重大的偷税、抗税的案件；
28．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抗震、优抚、救济款物情节严重的案件；
29．重大的盗伐、滥伐林木的案件；
30．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
31．报复陷害或捏造罪名、诬告陷害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32．倒卖金银、外币、盗运、盗卖或故意破坏珍贵文物，制造、贩运、贩卖毒品的重大案件；
33．贩卖人口，强迫、教唆、容留妇女卖淫，私设妓院和解放初期查禁妓院时因老鸨严重虐待妓女判刑，能反映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况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
34．强奸、奸淫幼女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案件；
35．严重催残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的案件；
36．抢劫公私财物致人重伤、死亡情节严重的案件；
37．扰乱社会秩序、聚众闹事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38．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集团或流氓分子的案件；
39．司法干部渎职的案件；
40．涉外案件和影响较大的民族、宗教案件；
41．党、政、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职务相当于县、团级以上的干部犯罪的案件；
42．工矿、企业、事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中副总工程师、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以及中学校长的犯罪案件；
43．工商界、宗教界、文化艺术界、少数民族、华侨、起义人员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知名人士的犯罪案件；
44．省、市、自治区以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犯罪案件；
45．省、市、自治区以上英雄、模范人物的犯罪案件；
46．经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的案件；
47．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四清等）中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48．“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所在地区属重大的“打砸抢”案件；
49．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政策的重大案件；
50．特赦案件；
51．敌伪逆产的案件；
52．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判例和批准类推的案件；
53．经过复查甄别平反的冤案、假案、错案；
54．无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凿，处以刑罚的案件；
55．直接证据不足，间接证据充分，经批准下判的疑难案件；
56．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普通刑事犯罪判处十五年以上的案件；
57．其他需要永久保管的案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长期保管：
1．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不满五年（包括判处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免予刑事处分以及缓刑或仅有反革命身份不以反革命论处）的案件；
2．一般政治骗子的案件；
3．一般偷越国（边）境的案件；
4．一般危害公共安全的破坏案件；
5．一般制造、抢夺、盗窃、私藏枪枝弹药的案件；
6．一般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的案件；
7．假冒商标、违犯国家专卖法令的案件；
8．一般倒卖金银、外币、盗运、盗卖文物，制造、贩运、买卖毒品的案件；
9．伪造或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的案件；
10．非法捕捞、狩猎的案件；
11．破坏选举的案件；
12．一般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的案件；
13．一般破坏社会秩序的案件；
14．一般流氓集团或流氓分子的案件；
15．聚众赌博情节严重的案件；
16．制造、贩卖假药、淫书、淫画、淫秽声像的案件；
17．神汉、巫婆造谣、诈骗的案件；
18．一般民族、宗教的案件；
19．一般打击报复、诬告陷害的案件；
20．一般贪污、渎职、受贿、惯骗、惯窃、偷税、抗税、高利贷的案件；
21．省、市、自治区以下县、（市、区）以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犯罪的案件；
22．一般神职人员犯罪的案件；
23．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四清等）中的一般案件；
24．被告在逃处理财产的案件；
25．除上述各条外，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26．其他需要长期保管的案件。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短期保管：
1．一般的偷渡、行贿、盗窃、抢夺、抢劫、诈骗、赌博、斗殴、伤害、侵占、盗伐林木、妨害经济管理秩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案件；
2．虐待、遗弃、妨碍婚姻家庭的案件；
3．破坏军婚的案件；
4．一般责任事故、技术事故、交通肇事、过失伤害的案件；
5．一般性伪造文书、证件或私刻公章的案件；
6．判处徒刑不满五年或判处免刑、缓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7．免予刑事处分的案件中，涉及民事诉讼，执行需要十五年以上的案件；
8．未决犯死亡终止审理的案件；
9．外单位嘱托执行、发回重新侦查、转出、撤诉终止的案件；
10．其他需要短期保管的案件。
二、民事诉讼档案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永久保管：
1．房管、土地、山林、水利（水面）等不动产权益纠纷的案件；
2．重大的继承纠纷的案件；
3．劳资纠纷、破产还债、铺底权、房纤（掮客）等纠纷反映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况有代表性的案件；
4．诉讼标的在五万元以上的案件；
5．经济合同纠纷重大的涉及面广的案件；
6．有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私房改造的重大案件；
7．当事人一方在党、政、军机关、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职务相当于地、师级以上干部的案件；
8．当事人一方为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或相当职称以上的民事案件；
9．当事人一方为工商界、宗教界、文化艺术界、少数民族、华侨、起义人员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的知名人士的民事案件；
10．当事人一方为全国或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民事案件；
11．涉及公私关系的重大案件；
12．在全国或省、市、自治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13．涉外案件；
14．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经济案件和公证案件；
15．当事人一方居住国外或港、澳、台缺席判决的案件；
16．贯彻婚姻法中的重大典型案件；
17．其他需要永久保管的民事案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长期保管：
1．债务、房屋租赁、典当回赎等需要长期执行的案件；
2．重大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
3．一般析产、继承纠纷的案件；
4．诉讼标的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案件；
5．疑难的离婚和离婚涉及子女财产的案件；
6．赡养、扶养案件中需要长期供养生活费的案件；
7．按缺席判决或判决、调解后有反复的案件；
8．处理无主财产、无人继承财产以及银行声请破箱的案件；
9．公证案件中提存保管财产、声请保管证据、公证离婚和结婚、执行许可、委托、契约、合同、继承、收养子女、证明关系的案件；
10．其他需要长期保管的案件。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短期保管：
1．一般债务、买卖、合同、赔偿、公益物品返还纠纷的案件；
2．一般家庭纠纷（包括简易的析产、继承）的案件；
3．一般离婚案件；
4．赡养、子女抚养、生活费已执行完毕的案件；
5．房屋欠租、迁让、强占公房、修缮纠纷的案件；
6．涉及选民名单的案件；
7．调解、撤诉、终止和移送其他单位处理的案件；
8．其他需要短期保管的案件。
三、刑、民申诉（来信、来访）档案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永久保管：
1．当事人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的申诉，经上级人民法院直接调查或调卷审查后，作出判决或裁定的申诉案件；
2．当事人不服下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经直接调查或调卷审查，转交原审法院或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调查处理或重新审理，予以改判或宣告无罪的申诉案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长期保管：
1．经上级人民法院调查或调卷审查后，提出意见转交下级人民法院处理，下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的申诉案件；
2．当事人长期不服判决的刑、民申诉案件；
3．事实一时难以查清、处理无结果的申诉案件。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诉案件的卷宗短期保管：
1．上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来信或判决书直接答复当事人服判的申诉案件；
2．转下级人民法院处理已报处理结果，或未报处理结果当事人未再申诉的案件。


　　关键词: 合伙协议；合伙组织体；双重属性；分离模式
　　内容提要: 合伙的本质是合同性质，同时具有组织体的属性，而合伙协议仅是合伙组织体存续的法律基础，所以，有必要在合伙制度中对合伙协议作出规定。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负有诸多的义务，而违反该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应当区分合伙本身是否形成独立的民事主体，来确定是否可以请求导致合伙损害的合伙人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当事人未设立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应当在确定合伙协议内容方面赋予较宽的自治空间。


　　在现代社会，合伙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之一，并逐渐成为人们参与交易关系的重要方式。合伙事实上已经成为法律上的一种特殊的主体，合伙企业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典型形态，但合伙组织体与合伙协议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一直是现代民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未来民法典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构建民法典完整体系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合伙的双重属性并不改变合伙协议的法律基础性质
　　合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根据合伙协议而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人对外一般承担连带无限责任，[1]或者依法承担有限责任[2]。合伙是一种灵活便利的创业投资方式。其没有人数或者法定资本等限制，同时对债权人而言，合伙制度也具有更高的保障性，其连带责任的特点也给债权人债权更好的保障。[3]与公司形态相比较，合伙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合伙协议关系的属性。它是确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调整合伙内部关系的依[4]。合伙协议，也称为合伙合同，是指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依法达成的有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协议。《合伙企业法》采用了合伙协议的概念。合伙协议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共同行为。这就是说，合伙协议是全体合伙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它与一般的合同属于双边行为是不同的。要成为合伙人，必须毫不保留地接受合伙协议的全部条款。另一方面，它具有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内容。合伙是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所以，合伙协议必须包含该内容。各个合伙人都应当按照合伙协议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任何一个合伙人违反协议对其他合伙人都构成违约[5]。尽管合伙协议的内容不能排除法律关于合伙人对外责任的规定，也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但对合伙人具有严格的拘束力。
　　二是合伙组织体的属性，即合伙人作为一个组织体，可以对外与第三人发生各种法律关系。[6]合伙以经营共同事业为目的，通常有一定的组织。[7]合伙必须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组成，一个民事主体当然不能形成合伙。此处所说的“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各个合伙人之间基于一种相互信赖关系组成一个共同体。因为合伙人成立合伙的目的，是从事共同的事业，他们应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种利益的共同性决定了合伙一般是基于信任关系而结成的组织，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合伙企业存续的重要保证。所以，合伙企业具有高度的人合的性质。[8]合伙虽然是基于合同而成立的组织，但这种组织体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在财产和财产责任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与合伙人适当分离的性质。与一般的民事合伙不同，合伙企业是一种营利性组织。合伙人成立合伙企业的目的是投资获利，同时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风险和责任也要共同承担。从营利性的角度看，其与一般的企业法人具有相似性，而一般民事合伙大多是非营利性的，例如，数人之间共同出资合伙购房或共同租房，就不具有营利性。合伙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合伙的团体性表现在，一方面，合伙企业内部具有团体利益和团体意志。合伙利益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它与每个合伙人的个人利益既有联系，但又不尽一致，因此，合伙利益是一种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合伙企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于某一个合伙人的死亡、退伙等也并不会当然导致合伙的解散，可见合伙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9]。还要看到，合伙的团体性也表现在经营上，尽管合伙的事务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经营，但毕竟单个人的意志不能决定合伙的重大事务，对重大事务的决策必须取得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合伙企业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因此，某一合伙人执行事务，应当视为合伙组织的行为，其他合伙人当然应当对此负责。如果合伙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其他合伙人应当负连带责任。一个人的行为会使其他人对此行为负责。这就表明该合伙人执行职务的行为在性质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团体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合伙与独资企业也是有区别的。如果独资企业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期间造成他人损害，受害人只能要求独资企业的出资者负责。此外，还应当看到，合伙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是现代民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现代合伙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合同关系，一般来说，合伙基于合伙协议成立，就具有团体的属性，就能够以统一的身份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合伙积累的财产也可以用作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10]。由于合伙既不能等同于自然人，也不能等同于法人，而应当作为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主体。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当将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主体加以规定。
　　因此，合伙具有合伙协议与合伙组织体的双重属性，前者是对合伙人有拘束力的内部合同关系，后者是由全体合伙人作为整体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外部形式。其中，合伙组织体并不都是以合伙企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合伙企业中，合伙人不仅要订立合伙协议，而且应按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建立相应的合伙组织，并在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登记。而在大量的偶然性合伙中，合伙组织体只是并非以合伙企业的形式加以表现而已，从合伙自身的团体性以及整个合伙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角度来看，其在具备合伙协议属性的同时，也仍具有合伙组织体的属性。
　　尽管合伙通常表现为一种组织形态，尤其是随着有限合伙的发展，这种组织形态逐渐取得了主体的特征，但这并未改变合伙协议作为合伙组织体的法律基础的作用。之所以在法律上确认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体的法律基础，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合伙协议规定了合伙组织体的经营目的。合伙人成立合伙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共同经营合伙事业。合伙事业是各合伙人利益的共同指向，是其追求的目标。正是因为其经营共同的事业，所以他们才需要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11]。在学说上大多认为，当各合伙人就事业之成立有共同利害关系时，则其事业为共同。[12]合伙的目的是合伙人经营共同的事业，这种事业既可以是持续性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合伙以经营共同事业为目的决定了合伙作为一种多个合伙人所组成的组织体的存在。合伙目的实现，则合伙将因此而解散；合伙的目的终极性地无法实现，则合伙也应当终止。
　　第二，合伙协议确立了合伙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合伙人在目的事业上具有共同性。在追求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各合伙人要相互合作，共同地实现他们经营共同事业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通过合伙协议规定诸如出资、合伙事务管理、盈利与亏损分配及入伙、退伙等事项。合伙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基本依据就在于合伙协议的约定。合伙协议之于合伙，如同章程之于公司，是合伙组织最重要的内部法律文件，是确定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即使合伙形成为一个组织体，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另行订立章程，但是合伙协议则是必须的。任何合伙组织体可以不规定章程，但其必须有合伙协议的存在。《合伙企业法》并未规定合伙企业的成立必须订立章程，但其规定必须订立合伙协议。正是因为合伙协议规定了合伙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内容，所以在新的合伙人入伙时，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合伙协议。
　　第三，合伙协议是合伙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合伙人在违反法律和合伙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的情形下，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的责任作出了规定，但有关合伙人的义务与责任更多的来自于合伙协议的约定。如前所述，合伙分为对内和对外关系。就外部关系而言，虽然合伙协议也进行调整，但外部关系主要由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调整，因此对外部关系上的责任承担，主要应根据法律的规定加以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违反合伙协议的责任主要发生在合伙内部关系中。合伙协议中关于合伙人内部关系的规定，是确定合伙人权利义务的基本规范。因此，合伙人违反了合伙协议的规定，也构成违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03条规定：“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合伙企业法》承认合伙协议是各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主要依据。因为这一原因，在合伙人违反义务时，亦受《合同法》相关规则的调整。
　　第四，合伙可以不成立企业，但必须订立合伙协议。合伙可分为持续合伙和偶然合伙。持续合伙，是指合伙人之间订立的在较长期限内持续存在的合伙。偶然合伙，是指合伙人之间为了特定事项而临时组成的持续时间较短的合伙[13]。无论是持续合伙，还是偶然合伙，其都具有特定的合伙目的。依据《合伙企业法》第18条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合伙目的。在目的实现之后，合伙通常会随之终止。在持续合伙中，可能需要形成一个合伙实体，组成合伙组织，以实现合伙目的。但在偶然合伙合同中，因目的具体确定，故也可以不形成固定的企业型的组织体，在短期的合伙目的实现之后，合伙即告消灭。[14]例如，合伙人约定共同出资购入食品等，以在元宵节庙会当天进行销售。在庙会结束后，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即消灭。当然，若待完成的事项较为重大复杂，也不排除成立企业型的合伙组织体。
　　正是因为合伙协议是合伙成立的前提，许多国家在民法典的债编规定了合伙[1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合伙作出了规定。这准确地反映了合伙的合同的性质。但是，仅在民法典债编中规定合伙仍然是不足的，因为合伙同时具有组织体的属性，而合伙协议仅是合伙组织体存续的法律基础，所以，有必要在合伙制度中对合伙协议作出规定。《合伙企业法》即采取了此种做法。
　　二、合伙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合伙协议具有民事合同与组织规则的双重属性
　　合伙协议仍然是一种合同，是合伙人之间就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而形成的一种合意。一方面，合伙协议必须要全体合伙人意思表示一致。合伙协议不同于决议行为，不应当实行多数决的方式达成协议。依据《合伙企业法》第19条的规定，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另一方面，合伙协议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关风险收益的契约安排。其与一般的对待给付双务契约有所不同，合伙协议并不是利益相对的双方之间的协议，而是利益指向同一方向的数方主体之间的协议。合伙协议是合伙人之间基于共同的目的而订立的合同。传统上人们常称其为“合”“同”行为。例如，在二人共同出资购买一辆汽车，约定各自承担一半的价款，同时约定每逢单数日由甲驾驶，双数日则由乙驾驶，并各自承担相应的汽油、保养等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形式上的“共同出资”甚至“共同维护”，但因二人乃是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因此尚不构成合伙。但若二人购买汽车，同时与第三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将汽车出租给第三人使用并分享出租收益，则该二人之间便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指向，因此在内容上即可成立合伙。合伙人之间并非互负对待给付义务，一方负担义务，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就享受权利。因为合伙协议不是双务合同，所以，双务合同的规则如同时履行抗辩权等规则难以适用于合伙合同。
　　然而，合伙并不仅仅是一种协议关系，在实践中，合伙人为了共同经营合伙事业，通常会形成一个合伙组织体，这就使合伙协议超越了其作为合同而承载了的功能。合伙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合伙协议也具有双重属性。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合伙在本质上虽为一种合同，但是因合伙人成立合同是为了经营共同事业，通常须有一定的组织、财产及管理机制作为维系或存续的基础，因而其同时具有团体性。[16]也就是说，合伙协议具有民事合同和组织规则的双重属性。
　　（一）合伙协议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
　　合伙协议虽然不同于一般的合同，但其性质仍然是一种民事合同，受到合同法的规范，因此，其仍应遵循合同法的基本规则。合伙协议的订立，属“合同行为”，因此需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达成。其特点在于：必须经过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因为合伙协议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实现合伙目的的基础。如依据《合伙企业法》第19条，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正是因为合伙是一种协议，因此要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对合同的变更、解除等也要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同时，违反了合伙协议，也应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合伙协议具有组织规则的属性
　　由于合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合同关联，而且常常构成为一种组织体，这使合伙协议又具有组织规则的属性。所谓组织规则，是指组织体进行对内和对外行为所应遵循的规则。组织规则的本质在于为主体资格的确认提供制度框架，为组织的决策与管理提供协商机制，为组织财产的独立进而为与组织相关的第三人提供保障。[17]在公司中，组织规则主要是以章程表现出来，而就合伙而言，法律并未要求合伙组织体应订立章程，因此，合伙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类似于章程的组织规则属性。各合伙人必须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维持合伙的财产、对内履行出资等义务、对外共同行为并承担责任。
　　在合伙关系中，这种自治的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合伙人之间主要通过合同规范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合伙与公司相比较，其具有更强的自治性特点，这就是说，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大多需要根据当事人之间的意思来决定，而应尽量减少国家的干预。合伙协议具有规范合伙组织体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第一，合伙协议规范合伙人与合伙组织体的关系。合伙协议中规定的合伙人的出资义务以及盈余分配，既涉及到合伙人个人的利益，也涉及到合伙组织的财产。而合伙组织体的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并不等同，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状态。在合伙对外承担责任时，首先是以合伙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而非以合伙人的个人财产首先承担责任。因此，在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所约定的出资义务时，可以由其他合伙人或执行事务的合伙人请求其履行该义务，但该出资义务的履行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单个的合伙人，而是对合伙组织体履行该义务。合伙人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并不仅是对其他合伙人存在违约责任，还会产生其应当对合伙组织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合伙协议是合伙企业进行内部管理、对外行为的章程。一方面，在合伙企业中，合伙协议成为类似于公司章程的文件，因此其不仅具有确立权利义务的特点，而且具有设立组织的特性。由于法律对合伙企业的设立并未要求制定独立的章程，但在法律关于合伙企业设立时需要提交的合伙协议内容的规范上，有诸如合伙企业的名称、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合伙事务的执行、入伙与退伙、争议解决办法、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等内容，而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民事合同的范畴，已具有组织性规则的特征。当事人之间有关利益分配、入伙退伙、对外事务的执行，都可以依据合伙协议确定。在许多偶然性合伙中，各合伙人更多是通过口头形式达成合伙协议，而且仅是对出资以及收益的分配等重要事项进行约定。这些内容是合伙协议的核心内容，对于各合伙人的利益以及合伙的存续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数很少的偶然性合伙而言，当事人可能不会在口头形式的合伙协议中严格约定入伙、退伙等事项，此时，当事人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是合伙存续的关键，一旦各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破裂，导致合伙无法存续，就会产生合伙解散的后果。由此可见，对于设立合伙协议而言，通过合伙协议的约定可以对出资、收益分配、合伙经营、入伙、退伙等重要事项进行约定，从而明晰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所享有的权利以及负担的义务。另一方面，合伙协议的双重属性在民事合伙中也有所体现。在民事合伙中，合伙协议中关于合伙内部议事的规则、对外代表的规则和对外承担责任的规则，也都不单纯是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在民事合伙对外进行行为、发生责任后，即便存在合伙协议的解除事由，也不能简单地根据该解除事由而解散合伙，而是需要进行合伙的清算，在承担完合伙债务后再进行解散。而清算与解散的问题，在民事关系中是不存在的。
　　从现实来看，认识到合伙协议的双重属性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在实践中，过分强调合伙的团体性，而忽视了合伙协议的合同属性，尤其是在合伙组织体的成立过程中，忽视合伙协议的基础性作用，未在合伙协议中对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体约定，在合伙人违反义务时也不注重从违约责任的角度追究当事人的违约责任。另一方面，仅仅只是强调合伙协议作为民事合同的性质仍然是不够的，往往会造成对合伙的团体性的忽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合伙置于债法中加以规定，主要是基于合伙并非民事主体这一认识。“因合伙无独立人格，故其所具有的团体性仅是在实质内涵上具备，在法律形式上，合伙仍不能脱离契约的本质。因此，民法关于合伙的规定，大多是强调合伙人，而非若法人或公司等以法人或公司为制度的主体。”[18]因此，合伙只是一个债的关系。正是因为不承认合伙的组织体属性，因此，合伙协议也仅是规范合伙人相互之间的债务关系，这就会造成对合伙协议的功能认识不充分，不能发挥其兼具民事合同与组织规则的功能。从法律上看，合伙协议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宽泛，诸如合伙的退伙、入伙等，这远非债务关系所能涵盖的。而且，合伙协议的订立也并非是为了使某个合伙人负担相应的债务，而是为了确立全体合伙人作为一个团体对内、对外进行相应行为时的共同规则。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则无法准确认识到合伙真正的本质属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伙虽为一种契约，但民法上对于已成立的合伙，赋予其团体性。例如，各合伙人的出资构成合伙财产、区分合伙人个人债务与合伙的债务等皆为合伙团体性的表现，无法单以债之契约关系加以说明”。[19]
　　三、合伙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双重责任
　　由于合伙既是一种合同关系，也是一个组织体，这使合伙协议本身通常发挥着双重功能，即作为民事合同与组织规则的功能。认识到合伙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合伙的功能，而且也有利于在法律上正确认定合伙人以及合伙所应承担的责任。既然合伙协议具有双重属性，由此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在违反合伙协议的情形下，是否仅仅只是导致合伙人相互之间的责任问题，而不产生合伙人对合伙组织体的责任。传统民法对此问题实际上并未给予回答。因为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合伙本质上就是一种债的关系，因此，在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时，其所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债务不履行的责任。换言之，在合伙人违约的情形下，仅发生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并不存在合伙人对合伙组织体承担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未能准确解释合伙协议的基本属性。
　　在现代社会，合伙一种广泛的组织体，具有不同于公司等企业形态的重要特征，这就决定着其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对企业的组织形态具有多样化的要求，在公司企业之外还需要合伙作为补充，组织形式灵活的合伙能够充分适应和满足多个民事主体共同从事一定民事行为的现实需要[20]。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合伙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合同关系。一般来说，合伙人基于合伙协议成立，就具有团体的属性，就能够以统一的身份对外进行民事活动。而且，合伙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合伙积累的财产也可以用作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21]。而正是因为合伙的团体属性逐渐增强，合伙需要更多地发挥组织规则的作用，这就导致合伙逐渐超越传统民法中的债的范畴，更多地表现出民事合同与组织规则的双重属性。因此，简单地以债的关系解释合伙协议，仍然是不足够的。因为合伙协议并不仅是规范合伙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行为的组织规则。合伙协议作为合伙的“宪章”，其不仅对各个合伙人，也对合伙组织体发挥着规范作用。合伙协议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确立各合伙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依据，也是合伙人在合伙关系下进行行为的基本规范。
　　《合伙企业法》第103条规定：“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由此表明，合伙与公司不同，在整体上它仍然可以适用民法债和合同的有关原理。尤其是在违反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仍然应适用合同责任，但此种责任主要是对内责任。如前所述，合伙分为对内和对外关系。就外部关系而言，主要是对第三人的关系，虽然合伙协议也进行调整，但外部关系主要由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调整，因此在外部关系上违反法律的相应规定时，所应承担的是法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违反合伙协议的责任主要发生在内部关系中。合伙协议中关于合伙人内部关系的规定，是确定合伙人权利义务的基本规范。因此，合伙人违反了合伙协议的规定，也构成违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就对内责任而言，合伙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双重责任，即，一方面，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需要对其他合伙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此种责任仍然属于典型的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另一方面，违反合伙协议的合伙人需要对合伙组织体承担责任。所谓违反合伙协议的责任是指合伙人违反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应对其他合伙人及合伙组织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所导致的双重责任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违反义务造成损害的后果来看，有关损害通常并非直接指向特定合伙人，而是造成合伙组织体事业经营上的损害。《合伙企业法》第32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该条规定了竞业禁止义务。所谓竞业禁止，是指企业的成员或经营管理人员不得从事与本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合伙人从事任何与本合伙企业竞争性业务的行为都会损害合伙的利益。因此，合伙人违反此种义务也应当对合伙承担相应的责任。《合伙企业法》第32条第2款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合伙人负有不得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的义务。特别是在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同时，又为自己从事交易，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合伙企业的利益[22]。
　　第二，违反合伙协议的责任方式与通常的违约责任方式不同。由于合伙协议具有组织规则的属性，合伙人一方面是合伙协议的当事人，另一方面也是合伙组织体的成员，从违反义务造成损害的后果来看，有关损害通常并非直接指向特定合伙人，而是指向合伙组织体或合伙经营。因此，在违反合伙协议的情况下，违约的合伙人的行为可能不仅会对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害，还可能对合伙组织体造成损害。其他合伙人和合伙组织体都有权请求违约的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通常违约的合伙人应进行损害赔偿，或者实际履行合伙义务，或依法承担强制退伙等责任。作为违约责任形式的违约金规范较少适用。在违反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常常要采取强制退伙的方式。所谓强制退伙，也被称为除名退伙，是指因某一合伙人违反法律或合同的约定，或发生了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而被强制性地剥夺合伙人资格。根据《合伙企业法》第49条的规定，强制退伙的原因主要包括：未履行出资义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因为强制退伙将直接导致合伙人资格的丧失，因此，为了充分尊重被退伙人的利益，法律在程序上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这种责任的特殊性，就是由合伙协议具有规范合伙人与合伙组织体之间关系的团体属性所决定的。
　　第三，合伙协议的解除应适用特殊规则。如前所述，合伙协议具有组织法的属性，合伙人一方面是合伙协议的当事人，另一方面也是合伙这一社团的成员，因此，即便其中一个合伙人违约甚至根本违约，并不当然导致合伙协议的解除，在合伙人的数量超过两个人的情形下，也并不导致合伙的解散或终止，而只是导致合伙组织体依据强制退伙规则对该违约的合伙人进行除名。例如，根据《合伙企业法》第49条的规定，在合伙人未履行出资义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可以强制该合伙人退伙。
　　正是因为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就会对其他合伙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合伙本身以及其他合伙人都享有请求权，但此处所说的合伙本身是指合伙企业，通常应当由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向未履行约定义务的合伙人提出请求，但所取得出资、损失赔偿金等都归入合伙组织体，构成合伙的财产，而非由提出请求的该合伙人所有。例如，在合伙人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合伙以及其他合伙人都享有履行出资的请求权。学说上认为，出资义务可分为两种，一为合伙出资请求权，二为他合伙人出资请求权。前者系合伙代表人请求个别合伙人向合伙履行出资义务，后者为个人合伙人请求其他合伙人向合伙履行出资义务。[23]如果没有形成合伙企业，则合伙本身不享有请求权。问题在于，其他合伙人是否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一种观点认为，在合伙人为二人时可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因为就约定出资而言，具有对价性，但因出资是以经营事业为目的的，与买卖合同以交付为主要目的的双务合同毕竟不同，因此在二人合伙时，可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如为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合伙，则不能适用。[24]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管合伙人人数多寡，任何合伙合同关系均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因为合伙合同是双务合同的一种，各合伙人为达到共同的目的，都负有协力出资的义务。在各个合伙人所负的义务之间，具有对价的关系，因而在各人履行义务之间均可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25]此外，还有人认为，是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应考虑具体情况。例如，甲是未履行自己出资义务的合伙人，如果甲请求乙、丙履行出资义务，乙、丙有权针对甲未履行义务而提出抗辩；但乙、丙不得以丁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理由，而拒绝履行其出资的义[26]。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因为合伙人订立合伙合同的目的不在于交换财产，而旨在经营合伙事业。某一合伙人履行其出资义务不是为了直接换取另一方的对价，而是为了形成合伙财产、从事合伙经营，因此合伙在本质上不属于一般以财产交换为目的的双务合同，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如果允许某一合伙人可以根据其他合伙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拒不履行其自己应负的出资义务，则不仅难以形成合伙财产，且合伙事业也难以经营下去。所以，在一合伙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合伙人只能根据其违反合同而获得补救，而不能行使同时履行的抗辩权。
　　因为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负有诸多的义务，而违反该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出发，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应当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责任。如果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同时，也损害合伙本身的利益，合伙本身是否有权要求其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应当区分合伙本身是否形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来确定是否可以请求导致合伙损害的合伙人承担责任。
　　四、合伙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立法应采取分离模式
　　我国关于合伙的立法借鉴了其他国家的作法，采取了分别立法的模式。[27]如《民法通则》第二章在“自然人”中规定了个人合伙，在第三章“法人”中规定了联营，其中涉及合伙。这实际上是从民事主体的角度规定合伙。而《合伙企业法》又承认合伙为一种合同。依据《合伙企业法》第4条规定：“合伙协议依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订立。”《民法通则》第31条和《合伙企业法》第18条对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规定了十余项内容。实践中合伙协议的内容完全可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这些内容。此外，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对一般合同订立的条款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具备主体、价款等信息，但除了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对此的规定以外，当事人还可以约定各种事项。
　　笔者认为，因为合伙具有双重属性，因此采纳分别的立法模式更为妥当。主要原因在于：从合伙的发展趋势来看，合伙的团体性越来越强，合伙、有限合伙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而存在，法律上必须通过登记等制度对此加以确认。实际上，合伙中的重要类型—有限合伙早已发展为介于法人和合伙之间的组织。它因为有无限责任，能够体现合伙的对外信用；同时也因为有限责任，也有利于融资。因此，有限合伙兼具法人和合伙的特点。合伙是一个组织体，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在各种合伙的类型中，有一些合伙的团体性非常强，甚至具备了法人的许多特征，例如根据美国法律，有限合伙需要订立章程，并办理登记手续，在这些方面与公司法人已十分相似。
　　合伙既不能等同于自然人，也不能等同于法人，而应当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主体，即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主体。必须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合伙仅仅指企业型合伙，而不包括合同型合伙。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当将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主体加以规定。这就有必要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对合伙作出规定。从《合伙企业法》的内容来看，大多都是关于合伙作为主体的行为或组织规则，这实际上也是承认了合伙是一类特殊的民事主体。
　　但在民事主体制度中规定合伙的同时，也应当将合伙作为一种合同类型而在合同法中加以规定。我们已经讨论了合伙的双重属性，其从合同角度分析和看待合伙，其合理性在于：第一，强调了合伙协议是一种合同行为，因此需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达成。合伙协议的订立应经过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因为合伙协议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实现合伙目的的基础，因此订立合伙协议应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订立合伙协议的过程应当适用合同法总则关于合同订立的一般规定。第二，合伙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合伙协议，其完全适用合同法的原理；合伙的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仍然是合同责任的具体适用。合同责任的有关原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无限责任；而民法有关连带责任的理论，也完全可以适用与合伙责任。公司之所以需要适用特别的公司组织法，很大程度是因为公司有限责任，这是对民事责任中无限责任的例外和突破，它限制了债务人的责任限度，是有限的赔偿责任，因此，无法规定于民法之中。合伙与公司显然不同，在整体上它仍然适用民法债和合同的有关原理。第三，合伙协议内容的变更仍应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变更的规定。因为合伙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属性，而合同的变更需要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故而，合伙协议内容的变更通常应当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设立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而言，如果协议订立之后，当事人需要对原合伙协议进行修改，在合伙人将合伙协议修改或补充完毕之后，还应当将新的合伙协议提交给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以新的合伙协议代替原合伙协议。值得研究的是，在合伙协议修订之后、未登记之前的效力如何？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未将新合伙协议登记之前，原合伙协议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仍然以原合伙协议作为处理合伙企业内外关系的基本依据。只有当新合伙协议登记注册之后，原合伙协议才能失去法律效力。[28]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未登记之前，原合伙协议已经经过了合伙人的签名盖章，因此，虽然该协议对外不能生效，但对内应当以新的合伙协议为准。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因为合伙协议的登记主要是对外发生效力，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第三人，而在对内方面，既然合伙人都已经在新的合伙协议上签名盖章，依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协议自签名盖章之时起生效，这就表明新的合伙协议已经从签名盖章行为完成之日起生效。第四，涉及到合伙人的违约责任，仍应适用合同法的基本规则。
　　但分别立法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可能造成规则的相互重复，而无法实现立法简约化。尤其是有关合伙协议内容的规则，其不仅仅是合同条款的问题，也是合伙组织体的行为准则和组织规则。以入伙为例，由于入伙涉及到合同主体的变更，并对合伙中原有其他合伙人权益亦会产生影响，因此应取得原合伙人的同意，在合伙企业新增合伙人时，还应采用特定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其突出地体现了合伙作为一种协议的特点。但合伙协议又要规范合伙人与合伙组织体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关新入伙的问题，不仅可以由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加以约定，还应当由法律对此加以干预。入伙问题关系到合伙债务的承担，因为合伙债务也需要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若新合伙人不具有充分的责任承担能力，也会加重其他合伙人的负担。若新合伙人个人陷入经济困境，也可能导致其合伙份额被强制执行，甚至导致合伙的解散。因此，有关入伙的问题，就有必要在民事主体制度对其作出规范。这就有可能形成法典体系内部的规则重复。《民法通则》第31条和《合伙企业法》第18条对合伙协议应当载明的事项都作出了规定，这本身就表明在处理合伙内容的立法技术上是存在冲突的。
　　笔者认为，对有关合伙协议内容的规则，主要由合伙人之间进行合意约定，应当在合同法而非民事主体制度中加以规定。一方面，合伙协议并不是全部都以成立合伙组织体为目的，部分合伙并不存在组织体，因此，合同法所规定的合伙，其作为一种合同类型，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对于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合同法中进行规定。另一方面，将合伙协议规定在合同法之中，实际上仍是基于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在民事主体制度，大量的是强行性规范，体现国家干预的色彩，通常不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而进行自由约定。而合同法的规范则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允许当事人进行自由约定。而合伙协议的订立仍是以合意为基础，因此，对于合伙协议的内容，仍应当由合同法加以规范。合同法主要是任意法，因此对于合伙的现有内容，其中强制性色彩重于任意性色彩的部分，即可将其纳入到民事主体制度加以规定，对于其中可以由当事人通过合意而加以改变的部分，则置于合同法部分加以规定。同时，对于主要具有强制性色彩、但也允许当事人进行合意改变的部分内容，则可以在该规范设计时为当事人预留约定的空间即可。尽管《民法通则》第31条和《合伙企业法》第18条对合伙协议应当载明的事项都做出了规定，但《合伙企业法》第18条主要是针对设立合伙企业的合伙而设计的，对于大量的合伙而言，其并不以设立合伙企业为目的，因此，合伙协议的内容与设立合伙企业的情形存在差异。
　　总之，对于合伙协议的内容的确定而言，不能完全以《合伙企业法》第18条的规定为依据，而还应斟酌、参考《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尤其是在当事人未设立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应当在确定合伙协议内容方面赋予其较宽的自治空间。
　　四、结语
　　合伙协议的性质表明，既然其具有民事合同和组织规则的双重属性，因此，仅将合伙规定在债编之中是不足够的。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合伙以及合伙协议所具有的双重属性，而作出相应的法律对策。鉴于合伙协议所具有的民事合同属性，应当将其作为有名合同的一种类型在合同法作出规定，同时，也应当在《合伙企业法》对合伙协议作出规定，从而凸显其作为组织规则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