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市招商引资奖励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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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５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公民见义勇为，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见义勇为公民的奖励和保护，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公民，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抢险、救灾、救人，表现突出的行为。
第四条 对公民见义勇为的奖励和保护，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第五条 财政、公安、司法、卫生、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履行鼓励和保护公民见义勇为的职责。
第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带头见义勇为。
第七条 对见义勇为公民，可根据其事迹和贡献，给予下列表彰：
（一）嘉奖；
（二）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三）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系统、本单位的见义勇为公民给予奖励、表彰。
第八条 有关单位、组织或公民，可以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申请对见义勇为公民给予表彰。
对属于见义勇为行为的，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予以确认的决定；不属于见义勇为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三十日内确认的，经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延长。
第九条 给予嘉奖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批准；
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会同当地人事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申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评定见义勇为者的条件、程序应当公开、公正。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对受到嘉奖的，由区县（自治县、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发给不低于五千元的奖金。对评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发给不低于一万元的奖金。
对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由市人民政府发给不低于五万元的奖金；其中，牺牲的或因致残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发给不低于二十万元的奖金。
荣获“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公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晋级、晋职等优先权；荣获“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享受市级劳动模范待遇。
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的受益人、见证人应当如实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提供证明。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应分别设立见义勇为基金。
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
（一）财政拨款；
（二）社会单位和个人捐款；
（三）向社会募集；
（四）见义勇为基金的孳息等收益；
（五）其他方式筹集。
第十四条 见义勇为基金用于：
（一）奖励见义勇为公民；
（二）慰问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
（三）为见义勇为公民办理保险；
（四）本条例规定的其他用途。
第十五条 见义勇为基金在市和区县（自治县、市）财政建立专户，由同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负责管理，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六条 见义勇为公民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级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第十七条 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公民及其家属的违法犯罪分子，应当及时依法从重惩处。
第十八条 对见义勇为负伤公民，各级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治疗。
第十九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医疗、护理、营养、误工、交通、丧葬等费用，依法由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有能力承担而不承担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裁决或判决并强制执行。
前款所列费用中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在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前，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垫支，待加害人或其监护人实际支付后冲抵。
没有加害人的，或者虽有加害人但加害人或其监护人下落不明或无力承担的费用，受益人有能力补偿的，由受益人适当补偿，不足部分或受益人无力补偿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见义勇为公民属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临时人员、离退休返聘人员）或企业职工的，视同工伤（亡）认定其伤（亡）性质，并享受工伤待遇。参加了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工伤待遇。工伤待遇之外的部分，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解决。
（二）见义勇为公民属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农民或学生的，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部分及未参保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用见义勇为基金解决。
第二十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由民政、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按规定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一条 因见义勇为伤残的公民，有工作单位的享受工伤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民政部门按有关规定评残抚恤，并由劳动保障部门优先介绍就业，或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优先安置；
因见义勇为致残并使劳动能力受到一定影响的公民，在就业前，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生活救济费；
因见义勇为致残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由民政部门发给不低于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生活救济费。
第二十二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按照国家和市有关因公（工）伤亡的规定办理；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第二十三条 见义勇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得到保护的，本人及亲属有权向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诉，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拖延、拒绝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从事见义勇为公民奖励和保护工作的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贪污、侵占、挪用见义勇为基金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弄虚作假骗取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的，由原审批机关撤销其荣誉称号，追回所获奖励及其他相关的经济利益；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不法侵害或面临危险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或抢救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安全保卫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六、十七、十八条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应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城市拆迁逐渐成为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新《条例》成为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处理城市拆迁纠纷新的主要法律依据。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旧《条例》”）正式废止。新《条例》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有关司法强拆的规定，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制”，将人民法院定位成房屋拆迁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机关。面对新形势下党和人民交给人民法院的新任务，如何转变司法职能，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城镇拆迁问题，切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成为当前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对新《条例》进行了认真研读，结合多年行政审判工作实践，现试对新《条例》中有关司法强拆内容的理解与适用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借鉴。

　　一、法院作为审判及执行机关参与司法强拆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把拆迁行为纳入司法程序和轨道，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然而，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下，司法机关的参与对行政行为能否起到监督和规范的作用，是否会被行政决策和行政机关所左右，还应拭目以待。

　　首先，在基层政权中法院的政治地位的失衡，而可能造成司法强迁的不能。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法院在同级党委、政府眼中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以随意向法院下达各种命令，从而使司法制衡流于形式，不敢对政府申请的拆迁行为进行认真的审查。

　　其次，司法的权威的不足，媒体和大众的过度关注，将可能使法院频繁地被推向围绕拆迁而展开的复杂、剧烈利益博弈的风口浪尖。

　　再次，法院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足以独立行使强迁的职能，不得不依靠行政力量，这就是不能造成新的事实上的行政强迁，法院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的工具，成为事实上行政强拆的助手。

　　二、新《条例》中司法强拆的现实意义

　　在旧《条例》中，虽然也规定了司法强迁的内容，但同时规定司法强迁与行政强迁是同等并行的关系。此次新《条例》中规定司法强拆成了解决当前拆迁类纠纷的唯一强制执行手段。虽然现阶段司法强拆困难重重，但就法治进程而言，也展现了大众对司法的一种期待，期盼着司法对行政的一种制约，将司法强拆作为保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来设计，这无疑是法治观念和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司法的参与或者说司法强制的独自享有，就是提升司法权威，努力使民众尊重法律的必要途径，寄托了法律人对法治的希望和期待，是民众取得法律共识的必要桥梁和纽带。

　　其次，司法强拆的过程，也是法律教育和司法普及的过程，通过严格执行司法强拆，使民众看到法律的力量和法律的约束力，使法律思想根植于民众的心中，进而使法治思想在民众心中发芽、成长、结果。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再次，在司法强拆中探询审查过程的创新机制。比如可引进听证机制，通过司法听证，实现对相关案件的事实性审查。这种“开放和包容式”的审查程序，引入民意的参与和理论讨论，将审查过程变作一个平台，实现“陪审团”的作用，使法治变成一种普及，使司法真正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总之，新《条例》中的司法强拆的单一模式，代表了一种法治的进步。

　　三、试行“裁执分离”机制的基本构想和法理依据

　　在司法强拆中必须正视基层政权组织中司法能力的不足，而导致司法强拆的不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中指出，积极探索“裁执分离”模式，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与此同时，在《行政强制法》在审议过程中，删除了草案（四）第六十条“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内容。将于今年（2012年）施行的《行政强制法》规定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两种强制执行类型，这为“裁执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具体来说就是采取司法允许制度，确立政府申请，法院裁决，政府执行、法院监督的强制拆迁模式，以缓解司法压力。这种由司法下达许可令，由行政机关自己强迁的方法，起到了司法审查和约束的作用，又解决了司法强拆，人、财、物不实，无力执行的问题。把法院从直面当事人的强制拆迁的裁决者和执行者，变为审、执分离的单纯的中立的裁决者。笔者认为，新《条例》中的司法强拆的单一模式，代表了一种法治的进步，值得等待。不过，这种制度还需完善和巩固。在我国当前体制和司法大环境下，拆迁思维必须改变，特别是政府机构的思维必须改变。否则即使行政拆迁完全取消，也极有可能造成司法强拆被行政化的现实结果。

　　四、“裁执分离”模式的具体操作形式

　　“裁执分离”模式，符合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定位，是行政权、司法权的科学配置，是实施拆迁的有效举措，有利于保障拆迁户的权益，保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但避免恶性拆迁事件的发生，不是简单实行“裁执分离”就能高枕无忧，需要在“裁执分离”模式下对相关理念、制度、措施进行构建与完善，才能根本上改变目前房屋强制拆迁的困境。因此，“裁执分离”必须以司法对行政行为的严格审查为前提。

　　一是严格把握好公益拆迁与非公益拆迁的界限。我国《宪法》、《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11年新《条例》第八条列举了属于公共利益的五种具体情形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应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征用和商业性开发的区别，并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使市场交易行为与公益征收相分离。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改变现在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机制，把公益性拆迁按照“征收”的方式来规范运作；让非公益拆迁按照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运作。涉及公共利益的公益性拆迁，由政府机构出面处理；应该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就交由各类市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去进行。防止商业性拆迁打着公共利益拆迁的招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如最高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所言，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

　　二是从严审查拆迁类行政案件。房屋拆迁类行政诉讼案件，包括对房屋拆迁许可前置行政程序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以及对拆迁许可行为、房屋拆迁裁决行为、行政处罚行为、拆迁强制措施行为不服的诉讼和对行政机关不作为的诉讼。法院应当厘清不同情况的不同审查标准。对于强制拆迁行政案件，应从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拆迁行政程序、拆迁补偿安置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强化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强化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对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三是严格执行审查标准。法院要依法独立审查行政机关的强拆申请而且必须是实质性审查。如果只是在形似上走过场，法院就成了政府的拆迁办；严格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的精神，凡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对于被拆迁人、被拆迁关系人在补偿安置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搬迁，但行政复议和起诉期限尚未届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者拆迁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对于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超过申请期限，补偿安置不到位以及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征收补偿决定明显违法的，法院也应当裁定不予准许执行。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进行听证。

　　四是严格控制先予执行。要严格掌握先予执行的法律条件，慎用先予执行措施。对民事案件中的先予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进行审查，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可能引起矛盾激化、涉及社会稳定的案件，一般不予准许。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申请先予执行拆迁行为的，一般不予准许，但不及时申请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紧急通知》中规定，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予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者有关部门申请先于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确需先于执行的，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坚决防止出现被拆迁人官司打赢了，但房子已经被拆掉的尴尬局面。

　　五是在实施强拆时要以人为本，公开透明，加强监督。现最高人民法院正就“裁执分离”进行试点。为了避免房屋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的发生，必须深挖案件发生的根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人文本，公开透明，加强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涉及年老体弱、残疾无业、缺乏劳动能力或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等弱势群体，易引起被拆迁人房屋被拆后无家可归的现象或者暴力抗拒拆迁，影响社会的稳定。做好这类人的补偿安置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因此，政府应积极构建对特困群体的救助制度，解决它们的后顾之忧，利于社会和谐。与此同时，法院在审理房屋拆迁案件，应当注重程序的透明、公开。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适时邀请检察机关、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等参与，这也向社会公众证明，通过公正司法解决拆迁中的矛盾，赢得群众的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还要积极立足于调解，切实加大协调解决力度，把调解工作贯彻审判、执行工作的始终，化解了诉讼矛盾的同时，力争为社会消除不稳定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总之，城市房屋的拆迁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发展大局，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司法机制解决拆迁纠纷的能力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始终站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好拆迁纠纷案件，为国家建设、人民安定和社会和谐不懈努力，保证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果，真正实现阳光执法、文明、和谐拆迁。


　　（王玉刚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东海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